一个儒教风行的社会是一种“文凭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是以他受教育的程度来分类的。一个做工的人，只要他受过教育，就会像一个受过同等教育的武士一样得到别人的尊重，他们都被人们看作是知识分子阶级的成员。尽管在日本存在着等级制度，但武士和受过教育的农民、商人之间的社会流动性从德川时期末年以来仍然是相当大的。因此，即使是明治时代资本主义形成以后，日本人也没有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经济，没有把他们的社会看成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阶级社会。此外，明治政府在废除等级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先是创立了近代的教育制度，后又雇佣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到政府部门工作而不问其家庭背景如何。近代日本在一个值得赞扬的有效的君主立宪的官僚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一场奇迹般的经济与军事上的扩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右翼和军部占了支配地位，这导致了对珍珠港自杀性的进攻。1936年，年轻的军官策划的政变失败以后，事物发展的趋势是：一种基本上无法阻止的力量立即开始形成。结果，战后日本被置于美国统治制度下，不过，意识形态的类型却一如既往，政府作为正统观念而加以支持的儒教（即日本式的儒教）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佛教和神道教这两种主要的异端则为人民所信奉，也得到了法庭的尊重。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排列很类似于中国的情况。不过在中国，儒教是以它的原始形式存在的，而道教则代替了神道教。中国的道教提倡一种似是而非的哲学。这种哲学一方面强调尘世的幸福与长寿；另一方面又大谈安静、隐居的生活。在日本，这种道教转变为激励爱国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的神道教。正是由于这一转变以及儒教向日本民族形式的转变，才使得近代日本能够追寻一条与同时代的中国完全不同的发展路线。面对着世界大国，儒教和神道教结合起来了，前者的教义非常适合于一个以近代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君主立宪政权；而后者则很容易成为促进民族主义生长的催生剂。因此，当我们看到日本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家族式的和反个人主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在现代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甚至发展了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经济。这种经济不顾人民的福利而强调建立军事力量。尽管战后阶段日本经济获得了成功，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勃兴和成熟的前景在日本依然是极其遥远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日本，没有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宗教改革，这一点似乎很明显。日本人是通过改变异族宗教（或者伦理道德的学说）的相应重点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他们在民族危机的时候强调神道教的原则，在他们的政权经历了激烈变化之后又强调儒教的教义。通过这样做，他们获得了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推动力来解决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三种伦理道德体系的灵活结合，而并非一种单一的宗教，使得日本的文化和经济获得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