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是隋朝官吏，深受炀帝宠信。宇文化及弑炀帝，世充奉隋越王侗于东都洛阳。武德二年（619）四月，废侗，自立为皇帝，建元开明，国号为郑。武德三年（620），突厥为了实施四路侵唐的计划，主动与世充联系。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世”。七月，唐军东征王世充，突厥又遣使与王世充暗中联系，被唐潞州总管李袭誉击斩，突厥使者及牛羊万余也被唐军获得。（注：均见《资治通鉴》卷188，高祖武德三年条。）世充曾派使者王文素劝颉利扶植隋炀帝之孙政道：“昔启民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赖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注：《资治通鉴》卷189，高祖武德四年条；《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略同。）颉利因此每年入寇唐境。武德四年（621）六月，世充在唐军的进逼下降唐，同年被仇家所杀。
    刘黑闼是窦建德的旧部。建德败，武德四年（621）七月，故将拥黑闼起兵于漳南县，自封大将军，移书赵、魏，建德将士杀官吏以应。黑闼北连高开道，兵锋甚锐。又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半岁悉复建德故地。徐圆朗举齐、兖之地附于黑闼，其势益张。五年（622）正月，黑闼以沼州为都，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唐太宗等率大军击黑闼，黑闼须二百人亡奔突厥。六月，黑闼向突厥借兵寇山东，旬日悉复故地，复都洺州。六年（623）二月，终被唐军打败。
    李仲文为唐并州总管，信惑妖邪，以为有龙附己，当得天下，因此与突厥通谋，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处河北之地，仲文则引突厥从太原攻长安。但因事泄，未成。武德三年（620）二月，仲文被征入朝，伏诛。（注：见《资治通鉴》卷188，高祖武德三年条；《册府元龟》卷658《奉使部·举劾》。）
    李渊太原起兵之初，刘文静劝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李渊遂与始毕可汗手书，愿与突厥联合，以迎隋主名义，向南扩张，“征发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始毕可汗回称，“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我不能从”。于是，李渊决定“改旗帜以示突厥”，遣使报始毕。始毕遣柱国康稍利等送马千匹到太原交市，许诺遣兵随李渊攻长安，“多少惟命”。李渊认为突厥多来无用，数百即可，一防刘武周引突厥为边患，二借突厥的声势。于是遣刘文静往聘，“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注：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14、30页；《唐会要》卷93《北突厥》；《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突厥不仅在李渊起兵之初促其公开易帜，而且在李渊攻取长安时提供了军事援助。此后，在唐消灭薛举的决战中，讨伐刘武周的战事中，突厥都曾助唐。不过，一旦唐朝显现出一统中国的气象，突厥马上转而为敌。唐与突厥的关系，将另篇详述，此处从略。
    综上所述，隋末唐初，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薛举、李渊、李轨、刘武周、苑君璋、张长逊、郭子和、刘季真、梁师都、高开道、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十几个军阀势力都曾结援突厥；隋朝后裔杨政道也曾在突厥的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权；罗艺、王君廓叛唐虽未逃到突厥，但曾以突厥之地为避难之所；李仲文起兵割据虽未成功，也曾与突厥筹划通谋。东突厥是隋末唐初中原军阀势力的后盾，也是内地战乱兵争的策源地。
    二
    隋末唐初，东突厥为处理与中原各势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政策措施。这套政策措施总的来说，就是分化操纵中原的各派势力，维持分裂割据的局面，确立巩固东突厥的霸主地位。具体说来，东突厥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政策措施。根据这些政策措施的特点、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当隋朝尚为统一国家之时，突厥竭力支持各地势力反隋起兵，造成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以便从中称霸。这一阶段主要是始毕可汗在位期间，大体在大业九年（613）至武德二年（619）二月。如前所述，大业九年（613）灵武郡的白榆妄，十一年（615）上谷郡的王须拔、魏刀儿，十三年（617）金城郡的薛举、马邑郡的刘武周、朔方郡的梁师都、太原的李渊、五原郡的张长逊、武威郡的李轨、离石郡的胡人刘季真、榆林郡的郭子和，以及后来渔阳郡的高开道、洛阳的王世充、河间郡的窦建德和刘黑闼等都向突厥称臣纳贡，寻求支持。突厥对这些反隋势力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突厥这一阶段的反隋立场充分表现在对割据势力的封号上，如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郭子和为“平杨可汗”，此“定杨”、“平杨”之“杨”，都是隋皇杨姓之“杨”，其义都是要平定杨隋。东突厥通过支持这些中原势力，确实有助于摧毁隋朝的统治，并且乘机确立了霸主地位，不仅成为中原势力共奉的宗主，而且将辖地直接扩张到河套地区。不过，这一阶段突厥对中原的干预，大体上处于幕后指挥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原军阀势力尚作为主力在前台活动。
    第二阶段，隋朝已经土崩瓦解之后，突厥改而奉行扶植隋朝后裔的政策，企图建立一个突厥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作为诸割据势力的共主，以维护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处罗可汗在位期间，大体在武德二年（619）二月至三年（620）十一月。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死，其子尚幼，其弟俟利弗设立为处罗可汗。始毕可汗之妻隋义成公主按突厥风俗又妻处罗可汗。义成公主作为隋皇室成员，力主扶植隋朝后裔。处罗可汗说：“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注：《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亦赞成复隋。不过，处罗并不是真正从道义出发，而是鉴于当时的形势，扶植后隋傀儡政权对突厥有利而奉行复隋政策的。于是在新可汗继位伊始，突厥就开始了政策措施的转变。首先，处罗可汗、义成公主将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政道等从窦建德处迎到突厥。然后，立政道为隋王，奉隋后，居于定襄城，令在突厥境地的隋人皆隶其下，有众万人，行其正朔，置百官，成立后隋傀儡政权。接着，力图让各割据政权聚集到傀儡政权的旗帜之下。如刘武周死后，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帅刘武周余众。行台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行台虽然有比较完整的军政系统，但本身不是独立政权。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说明君璋至少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其时，刘武周已死，马邑郡割据势力已无相应“中央”，而君璋之职由突厥委任，行台非突厥官制，而是中原官制，因此，这个“中央”只能是突厥掌控下的隋王政权。（注：刘武周曾以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见《资治通鉴》卷187），是马邑郡割据势力有行台制度。但当时武周尚在，相对金刚来说，武周应代表“中央政府”。）突厥此前扶植割据势力大都以可汗为名，此时却以行台著称，名称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突厥政策的变化。吴玉贵先生说，此“标志着突厥政策转化的完成”。甚确。另外，薛宗正、吴玉贵先生均认为刘武周之败死，也是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产物。武德二年（619）二月，突厥曾助武周侵占太原，但武德三年（620）六月，突厥又助唐夺回太原，杀武周。薛先生说，处罗抛弃武周，“是复隋反唐政策的具体贯彻执行”。吴先生说，突厥从反隋到复隋，“这种转变首先影响了突厥政权与以‘定杨’为号召的刘武周割据政权之间的关系”，“刘武周因此失去了突厥的支持”。（注：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161-166页。）可备一说。接下来，突厥计划帮助隋王扩展地盘。武德三年（620），突厥计划兵分四路侵唐，其中一路攻并州（太原），就是为了安置隋王，“谋取并州置杨正道”。（注：《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资治通鉴》卷188，高祖武德三年条。）不过，处罗将出师而卒，未果。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做法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