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对中原北方军阀势力的军事援助，不仅体现在出兵援助方面，而且体现在武力后盾方面。比如窦建德称帝，北依突厥以壮兵势；武德四年（622），苑君璋势蹙欲降唐，又恃“突厥方强，为我唇齿”而不降；武德五年（622），高开道势蹙欲降唐，又恃突厥势众为援而不降；同年，唐平山东，刘黑闼亡奔突厥，以此为基地东山再起；罗艺、王君廓叛唐，欲以突厥为栖身之地；李仲文以为有龙附身，将图天下，与突蹶合谋反叛，等等。这些都体现了突厥以武力支持为后盾，分裂中原，阻碍统一的企图。
    送子为质郭子和大业末自称永乐王，有众二千余骑，因势单力弱，北附突厥始毕可汗，送子为质，以求自固。见于史书记载送子突厥为质的似仅此一例，但有此一例也能说明突厥曾经以这种手段控制中原的割据势力。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政策措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利益为重。唐高祖曾评价突厥：“见利即前，知难便走……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2页。）可以视为当时人对突厥这一特性的认识。突厥重经济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支持中原反隋势力，换取子女玉帛。
    北方群雄皆以两种方式结援突厥：政治上臣属于突厥，经济上贿赂突厥。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遣刘文静使于突厥，文静许诺事成之后，“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遂“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注：《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刘武周破楼烦郡，“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则以兵相助。薛举欲取长安，“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于是突厥莫贺咄设答应以兵相随。窦建德送萧皇后及宫人于突厥，“多赍金帛，重赂突厥，市马而求援”。（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3，第53页。）这些都是突厥得经济贿赂，支持反隋势力的实例。
    2.以经济利益的得否，决定战端的开启或进退。
    武德元年（618），唐遣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未至而始毕死，诏留金币，突厥大怒，欲发动战争，南渡入寇，后来张长逊以币作为赙赠之礼，突厥才引还，消弭了战争。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兵分三路南下侵唐，唐派郑元充使议和，元对颉利可汗说：“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赍，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注：《旧唐书》卷62《郑善果附元传》。）物质诱惑打动了突厥，颉利终于撤兵返塞。武德九年（626），突厥再一次大举进攻，进逼长安，唐太宗认为“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李靖献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注：《资治通鉴》卷191，高祖武德九年；李靖所言，见《通鉴》考异引刘k22o220.jpg《小说》。）又一次以金帛换取了和平。
    3.以贿赂的厚薄，决定支持的对象。
    突厥与十几个中原北方政权都有政治隶属关系，这十几个政权的利益互相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在他们都向突厥求援的情况下，突厥究竟支持何方，既不取决于双方关系的近密程度，也不取决于允诺的先后，而是取决于提供经济利益的厚薄，突厥甚至不惜失去信义，撕毁以前的协议，改变支持的对象。武德元年（618），西秦与唐朝的长安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薛举采郝瑗之谋，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以期合从并力，进逼京师。突厥答应以兵相助。但是，已据长安的唐朝，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亦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及榆林二郡，唐朝所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西秦，因此，突厥不惜中途变卦，转而支持唐朝，致使西秦功败垂成，最终被灭。武德三年（620），刘武周与唐朝的太原之争同样如此。武周以隋宫人贿赂突厥，突厥以五百骑授武周，使攻太原。武周在突厥的帮助下，攻下太原及整个河东，但是，就在武周准备乘胜前进，直捣长安时，唐朝开始反攻，突厥也一改初衷，帮助唐军夺回太原，致使武周功亏一匮，最后覆亡。突厥为什么转变态度，史书没有交代，学者们认为应是突厥转变政策，支持隋朝后裔的结果。笔者认为，这应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唐朝与突厥的交易。（注：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161-166页。《旧唐书·刘武周传》载：“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说曰：‘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已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武周不听，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晋。及败，泣谓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吴文据此认为，《旧唐书》“认为刘武周的失败，与他没有能实行‘连和突厥，结援唐朝’的策略有关”。但实际上《旧唐书》说刘武周之所以败，是因为没有听苑君璋之劝，悬军深入，与唐争锋所致；若听君璋之劝，坚守马邑，与南北方向的唐朝、突厥和睦相处，成为一方霸主（南面称孤）则不会覆亡。另外，如果说突厥因刘武周是反隋势力，转变政策后就惩处他，事实上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基本上所有割据势力都是反隋起家的，唐朝也是，而突厥恰恰转而助唐收复太原，并无证据证明唐朝向突厥表示接受隋朝后裔。而且武周并不是弑炀帝推翻隋朝的元凶，很难说必须处置他。如果说突厥转变政策后，武周不服从，开罪于突厥，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武周弃太原而逃后，选择的是奔突厥，说明他们之间并没有公开发生纠纷。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唐朝对突厥的收买贿赂。这是唐朝初期一贯的做法，太原是唐朝的老根据地，而且是唐一统天下的必争之地，唐朝为收复此地可以施展一切手段，而贿赂对于突厥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唐朝也确实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史书记载，战后突厥与唐朝瓜分战果，唐收复太原及河东大部分地区，突厥获得太原城众多美妇人，又留伦特勤及数百人“助唐镇守”太原，并留兵戍守石岭（在太原以北）以北。可见唐朝与突厥又有一次交易。这种交易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有更多的经济内容。新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唐高祖对突厥“前后赏赐，不可胜纪”，“赐与不可胜计”，突厥“多须求。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贷，赠赉不赀，然而不厌无崖之求也”等等，可知唐贿赂突厥次数多且数量大，史书并未完全记载下来。综合所有情况可以推知，刘武周与薛举一样，也是唐朝对突厥的贿赂，断送了他与突厥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