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边政措施较前进步，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胡人在突厥发挥作用；二是华人在突厥效力。裴矩曾对隋炀帝说：“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注：《隋书》卷67《裴矩传》。）这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突厥中胡人很多；二是胡人尽皆桀黠，教导突厥；三是胡人颇受可汗信任；四是当时“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唐初这个情况依然存在，只是具体人员有所变化。如上举武德六年（623）离间刘世让者，就是突厥之臣曹般拖，曹与史，皆昭武九姓胡。又《旧唐书·突厥传上》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说明胡人一直受到突厥可汗的信任，胡人利用世代经商、见多识广、桀黠翻覆的特性，为突厥可汗出谋划策，改变了突厥简单淳朴的行事风格。
    隋末唐初大量华人逃入突厥，也为突厥带来了新的思维。李渊太原起兵之初，致始毕可汗信，封题为“启”（下对上致敬语），有司建议：“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答：“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9页。）即表明当时华人在突厥者众多，并且将中国礼仪、思想带到突厥。《资治通鉴》卷192载：“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也反映了华人在突厥发挥影响的情况。胡人、华人大量涌入突厥，对突厥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作用。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策略手段也有许多与中原农业民族不同的地方。其不同主要在于目的不同。中原农业民族运用分化离间等手段，目的是保护境内的安宁，不受周邻的侵扰，建立稳定的天下秩序；突厥的目的则是获取生存的物资，壮大自身的力量。突厥所居漠北草原之北为广大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这是突厥的避难之所和安全的保障，突厥很难在军事上被中原政权彻底消灭，但是生存物资的匮乏，却时时困扰突厥，甚至可能葬送他们，因此，对中原物资的渴求，是突厥使用手段干预中原的主要目的。由于二者的目的不同，导致手段也有所不同。中原农业民族惯用“远交近攻”法，突厥习用“近交远攻”术（中原投靠突厥的势力大多都与突厥相近）。“远交近攻”贵在两面夹攻，牵制、隔离对方，使之无援而降，不为边患；“近交远攻”妙在就近易合，合作方便，军事上援助快，经济上获取易。（注：参见林恩显：《突厥研究》，第288-290页。）
    另外，突厥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后世的少数民族也有所不同，突厥分化操纵中原，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领土要求不是很强；而后世的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领土欲望，中原农业民族与他们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