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刘知幾强调“偏记小说”一类文献的重要。他认为：“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3]（杂述）他说的“与正史参行”，表明他重视的程度。他把“偏记小说”这些“史氏流别”的著作，分为10类，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列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刘知幾在分析了这10种“偏记小说”的长短得失之后，指出：“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3]（杂述）在刘知幾看来，历史文献都是有用的，史学家的任务，一是“博闻”，二是“善择”，这是史学家成就其历史撰述所必需的。
    第二，刘知幾强调了对历史文献的利用应持谨慎态度。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是有关联的，即与“博闻”、“善择”相关联。刘知幾指出：“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3]（采撰）这里所说的，是广泛采撷文献对于历史撰述的重要，并把它提高到“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来看待，可见是十分重要的了。与此同时，刘知幾又举出了史学上诸多事例，认为有不少本不当采用而采用的夸张、失实、诡妄之说，损害了历史撰述。因此，他又强调指出：“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3]（采撰）这是希望人们对有些历史文献应持谨慎的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刘知幾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虽然是着重于历史撰述而展开的，但其所涉及的方面是很广阔的，其中包含着鲜明的辩证思想。
    二、关于文献学史的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分类趋于定型。在文献分类趋于定型的过程中，以及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对于文献的积累、流失、整理的沿革流变，自会有所涉及，从而反映出当时学人的文献学史之若干思想。
    南朝阮孝绪在论述文献分类时评述了文献发展史，隋朝牛弘在建议征集天下遗书时论述了文献聚散的历史，唐初史臣在厘清皇家所藏文献并分类著录时论述了文献的演变。凡此，都各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时期人们对文献学史的关注。
    阮孝绪的《七录·序》，十分详细地论述了他对文献发展史的认识。序文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说到孔子对文献的整理，从战国时“殊俗异政，百家竞起，九流互作”说到秦始皇的“坑焚之祸”，从汉惠帝“除挟书之律”说到刘向、歆父子奉命“校雠篇籍”，从刘歆上《七略》说到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从魏郑默、晋荀勖、李充、南朝宋谢灵运、王俭、齐王亮、谢胐等，在文献分类目录方面所做的工作，说到梁初任防、刘孝标整理文献的成效。这俨然是一篇文献积累、散佚、整理的简史，反映了作者自觉的文献学史意识。[4]从阮孝绪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凡社会动乱致使文献遭到破坏之后，必有关于搜求、整理文献的言论和行动。如孔子整理文献，是在“正宗既殄灭，乐崩礼坏，先圣之法，有若缀旒”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废除“挟书律”，是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发布的；刘向、歆父子校书，是在汉武帝时文献“颇有亡逸”的背景下开始的；南朝梁的整理文献，是在社会长期动荡、宋时文献“所亡者犹太半”、“齐末兵火延及秘阁”致使文献“缺亡甚众”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等等。[4]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性现象，即有破坏与散亡，必有整理与积累；同时，还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重视整理历史文献、重视文化积累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之一，值得永远珍惜。
    牛弘在隋朝初年任秘书监，考虑到“典籍遗逸”，乃“上表请开献书之路”。牛弘深刻地总结了隋以前书之五“厄”：
    “秦皇驭宇，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按指汉献帝--引者）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聪）、石（勒）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南朝梁时有侯景之乱，“萧绎遣将破灭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2]（牛弘传）
    牛弘所列的“五厄”，第一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第二次是两汉之际王莽之乱，第三次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第四次是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第五次是北周灭萧绎时，萧绎将典籍“焚之于外城”。如果说，作为“处士”的阮孝绪，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史来考察文献盛衰的话，那末，作为朝廷官员的牛弘则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史来考察文献盛衰的历史。因此，他们所说的文献聚散、盛衰史，在侧重点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但是，我们从牛弘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政治动乱对于文献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秦始皇和萧绎的焚书，虽出于不同的政治原因，然其在文献发展史上，都是后人所不能原谅的。
    《隋书·经籍志》总序在文献学史思想上，要远远超出阮孝绪、牛弘所论，尽管前者继承了阮、牛所述的某些内容，但在认识上却是阮、牛不可比拟的。
    首先，从历史的叙述上看，《隋书·经籍志》总序比较详尽地论述了西汉、东汉、曹魏、东晋、宋、齐、梁、隋各朝在整理文献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人们得以更清晰、更具体地了解到文献聚散、盛衰和一次次走向新的发展之路的历程。值得注意的是，它揭示出唐初在由水路转运图书及“古迹”时，在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按照牛弘的说法，这应是隋朝之后，即《隋书·经籍志》撰写之前，图书的又一“厄”，此则书之六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