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察裴松之所论作注的几个方面，无不在理。一部历史著作，在材料取舍上要做到完全合理且无重要缺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就为“补阙”留下了空间。而同事异说，孰是孰非，抄而存之，以备异闻，亦在于理。至于矫正讹误，以惩其妄，似尤有必要。凡此，对于正确理解史注之重要性，都有很充分的说服力。
    裴松之所说的这些，从当时之人或稍近之人来看，是必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的散佚，《三国志》裴注的历史文献价值也就愈来愈高，因而越发为后人所重视。因此，在后人来看，裴松之所说的这些，更是必要的了。刘知幾还去裴松之年代未远，或许对此感受不深，但也不能说没有任何觉察。
    其次，我们来看裴骃的《史记集解》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裴骃这样写道：
    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未详则阙，弗敢臆说。人心不同，闻见异辞，班氏所谓‘疏略抵牾’者，依违不悉辩也。[6]（史记集解序）
    从上文可以看出，刘知幾是推崇裴骃《史记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裴骃在徐广《史记音义》的基础上作《集解》，尽管同裴松之注《三国志》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豫是有益，悉皆抄内”、“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等作注原则上，同裴松之在对待史注的认识上却是相通的。他们的区别在于：裴骃取材于“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而裴松之则取材于近人撰述。应当承认这种区别，对于史注的必要性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
    再次，史注之所以成为必要，还有另外的原因，这从司马贞作《史记索引》的出发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马贞在《史记索引》序中这样阐述了注释《史记》的历史，他写道：
    逮至晋末，有中散大夫东莞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宋外兵参军裴骃又取经传训释作《集解》，合为八十卷。虽粗见微意，而未穷讨论。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作《音义》三卷，音则微殊，义乃更略。尔后其学中废。贞观中，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刘伯庄达学宏才，钩深探赜，又作《音义》二十卷，比于徐、邹，音则具矣。残文错节，异音微义，虽知独善，不见旁通，欲使后人从何准的。[6]（史记索引序）
    按理说，司马贞看到的这个发展、变化，刘知幾也是有可能看到的。司马贞提出的问题是：南齐以后，《史记》之学中废，以致“残文错节，异音微义，虽知独善，不见旁通，欲使后人从何准的”这个问题，也正是司马贞作《史记索引》的学术根据。而这个根据，如果司马贞所说不诬的话，那末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似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从以上几个方面所举出的史注家的注史宗旨及具体目标来看，后人为前人所著史书作注，虽因人因时而异，各有自己的考虑，但其中也贯穿着一个共同规律：弥补史书撰写存在的缺陷、揭示史书在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化、便于时人及后人更准确地阅读和理解史书本意。
    我们再来讨论史家对自己著作作注的有关问题。此即所谓自注或子注，是刘知幾最不赞成的一种史注形式。史书自注并非如刘知幾所说始于羊衒之。按章学诚的说法，史书自注始于司马迁、班固，他说
    太史公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7]（史注）
    《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自注的性质，是表明“述作之本旨”；《汉书》的《地理志》、《艺文志》的自注，是史家进一步对史书有关内容的必要的说明，一则是为了使正文连贯而简洁，二则是使所述内容明白、清晰和丰满。今举《汉书、地理志》为例，如其论“京兆尹”，正文很简略，如下：
    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县十二：长安，新丰，船司空，蓝田，华阴，郑，湖，下邽、南陵，奉明，霸陵，杜陵。[8]（地理志上）
    以上正文凡54字，读者从这里可以略知西汉“京兆尹”的概况，但终归比较简略。因此，班固在正文之下对有关内容作了自注，其中有的比较简要，有的比较详细。如“京兆尹”之下注曰：“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仅此一则，自注文达45字，接近全部正文。而“京兆尹”之下的全部注文约260字，近于原文的5倍。其自注之文，除说明建置沿革外，还有关于社会历史和自然的有关要点，如“蓝田”之下注曰：“山出美玉，有虎侯山祠，秦孝公置也。”如“郑”下注曰：“周宣五弟郑桓公邑。有铁官。”如“南陵”之下注曰：“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入蓝田谷，北入渭。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显然，读“京兆尹”时，读自注之文与不读自注之文，在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上，都有很大的差别，自不待言。对于这样的自注即“子注”，似不可视为“琐杂”、“鄙碎”、“言殊拣舍，事比鸡肋”看待。因此，对于史书作者自注，一般说来，不能作简单的否定，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刘知幾对史家的史书自注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即便是刘知幾极为不满的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其所有自注，在根本含义上，亦大抵与《汉书·地理志》相同或相近，怎么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琐杂”、“鄙碎”！
    在刘知幾之后，许多史学名著如杜佐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都有数量不同的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