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通典》的自注。《通典》自注，“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是它在史书编纂方面的成就之一”；《通典》的注文，大致可分为五类：释音义，举典故，补史事，明互见，考史料。“这些子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了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9]
    其次，看《资治通鉴》的自注。《资治通鉴考异》30卷，即为《资治通鉴》自注，其撰述的目的和价值，在于详细地说明了作者在历史资料的去取、记述详略的处置，不仅可以独立成书，而且堪为名著。
    再次，看《文史通义》的自注。章学诚在讲到《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书与正史的关系时，他写道：这类书“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耳。”其下注云：“史与《文选》，各有言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7]（书教中）这条注，进一步说明了文章与史书的关系。章学诚在讲到“著述之体，援引古义”的有关问题时指出：“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引者按，其下自注云：“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引者按，其下自注云：“譬如刘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见于《汉·艺文志》，阮孝绪《七录》既亡，而阙目见于《隋·经籍志》注，则引《七略》、《七录》之文，必云《汉志》、《隋注》）”。[7]（说林）这是章学诚讲到征引文献时应当注意到的有关体例问题时，于适当处所作的自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自注之处甚多，不一一列举。
    至此，我们有必要来考察一下章学诚对史注的总的看法。章学诚认为：《春秋》有三传，《史记》、《汉书》各有注家，都是“阐其家学”的需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其陈（寿）范（晔）二史，尚有（裴）松之、章怀（太子）之注。至席明惠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7]（史注）至于自注，章学诚进一步评论说：
    夫子文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征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亡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复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7]（史注）
    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对于史家自注的评价是积极的，甚至可以说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综上，我们从魏晋南北朝隋唐诸多注家的自述及其所注之必要性来看，从章学诚对史注的整体认识，尤其是他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史注表明其不失家法传统来看，以及他对自注的充分肯定来看，都足以表明刘知幾关于史注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今的历史文献学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
    四、附论：唐代君臣对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视
    唐太宗至唐高宗时修成的《五代史志》即《隋书》志，其中有《经籍志》，表明唐人对“经籍”的重视，这也是对文献的重视。其后，唐人苏冕撰《会要》，其中有“经籍”一目，或许是受到《隋书·经籍志》的启发。
    今《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一目之下，记述了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至唐宣宗大中五年的230年间，唐代君臣有关整理文献的言论和事迹凡十余则。如：
    武德五年（622年），令孤德棻上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数年间，群书毕备”。
    贞观二年（628年），魏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赵仁本、李怀严、张文瑾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
    景云二年（711年），（注：《唐会要》原作“景云三年”，疑为二年之误，故改。）唐睿宗“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敕秘书府、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内库所残缺前代旧书，“借缮写之”。“及整比四部书成”，玄宗“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
    大中三年（849年），“秘书省据御史台牒，准开成元年七月敕”，“从今年正月后，应写书四百一十七卷”。
    大中五年（851年），“秘书省牒报御史台，从今年正月已后，当司应校勘书四百五十二卷。”[10]（卷三五，经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