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文献学思想上看，《隋书·经籍志》颇多关注。它论汉初整理文献因“互有舛驳，不可胜言”，故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缺陷。它论刘向、歆父子校书，指出：“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要旨，著为《七略》”。对此，予以肯定。它也肯定了班固依“《七略》而为书部”，撰为《汉书·艺文志》的做法。它认为，荀勖所著《新簿》，“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是一大缺憾。它详述王俭《七志》的分类情况，同时批评《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它表示，阮孝绪的《七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2]（经籍一）这些，都是《隋书·经籍志》作者从文献学思想上提出的评论。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后人或可从中窥见文献学史上人们在文献学思想上的得失，并作为文献整理工作的借鉴。第二，后人对《隋书·经籍志》的撰写及其成为文献学史上的名作，当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即它是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后，采诸家之长、避各家之短并结合当时的需要而撰写出来的。下面所引《隋书·经籍志》总序中的这段话，足以表明《隋书·经籍志》在文献学史和文献学思想上的视野和气度：
    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幾探赜，穷极幽微，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
    《隋书·经籍志》的高明，一是在于它的前驱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成为《隋书·经籍志》的借鉴和参照，这是一个客观条件；二是其作者确有高于前人的眼光和气度，所谓眼光是说它的作者能够对前人所做的工作作出比较中肯的评价，所谓气度是说它的作者毫无隐讳地承认受到马、班、王、阮的影响。这种气度，非但不妨碍《隋书·经籍志》的成就，反而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从而更加深了对《隋书·经籍志》地位的认识。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隋书·经籍志》总序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它非常重视在文献盛衰、聚散过程中，人们对于有关“作者之意”，或文献本身的“文义、”“辞义”的揭示，或付诸阙如，或过于浅近，均不可取，并以此作为它的评价尺度之一。如它认为荀勖的《中经》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认为王俭的《七志》“文义浅近，未为典则”；而阮孝绪《七录》则“割析辞义，浅薄不经”等等。[2]（经籍一）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在“约文绪义”方面，用力甚勤，成就很高，不独可以前追《汉书·艺文志》，而且独步于其后正史的经籍、艺文诸志，甚至在其他多种文献目录书中，也是卓尔不群的佳品。
    三、关于史注的见解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注有了重大发展，以至于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历史文献学的领域来看，更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然而，当时人们对于史注的认识也还存在一些歧异，反映了这方面的思想尚在发展之中。
    刘知幾《史通》专有《补注》篇，详细地论述了作者对于史注的见解。刘知幾在《补注》篇中指出：注的本意在于训诂，一曰传，二曰注：“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基于此，他推崇韩婴、戴德、戴圣、服虔、郑玄等人对经书所作的注，称赞裴骃、李斐、李奇、应劭、晋灼等人对“三史”即《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所作的注，誉为“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如此看来，刘知幾对于史注的必要性及其作用，是肯定的。他对“转授”和“流通”的意义的重视，以及对具体的注家的标榜，都表明了他的这一基本认识。
    当然，刘知幾也十分明确地批评几种形式的史注，认为它们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他批评的第一种史注形式，是“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这大都反映在“史传小书，人物杂记”之中。他批评的第二种史注形式，是“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刘昭注《两汉书》、刘孝标注《世说》等。他批评的第三种史注形式，是“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裁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如羊衒之《洛阳伽蓝记》、王劭《齐志》等。刘知幾还进一步指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是“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刘昭的《两汉书》注，是“言尽非要，事皆不急”，“多见其无识也”。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是“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羊衒之等人的自注（亦日子注）“琐杂”、“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刘知幾对于这些史注形式概而评之曰：“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揩则。”[3]（补注）其实，刘知幾所批评的对象，并非都是“撰史加注者”，即作自注者，他也批评有些为他人历史撰述作注者，如裴松之、刘昭等。其思想核心，是这些史注已经偏离了“训诂为主”的宗旨。
    显然，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史注的宗旨是否仅仅在于“训诂为主”，其他形式的史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固然有理论上的探讨的必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考察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和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实际面貌，然后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看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初衷。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写道：
    按三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刚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