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王权与市民的联盟，主要就是指王权得到城市的金钱支持，特别是城市贵族的金钱支持，而王权也给他们以好处。在中世纪的西欧，通行的一条原则是国王应靠自己过活，即他也和其他封建主一样，应靠其领地上的收入支付一切开支。可是国王的统治权力不断扩大，官僚机构日渐形成，开支不断增加，特别是后来战争日益经常化、大规模化，军费成为王室的沉重负担。所以西欧历代封建国王大都财政困难，不得不多方搜罗金钱。他们向教会、封建贵族、犹太人、骑士团，以及向城市和农民，都采取不同办法加以搜刮。由于城市的工商业者金钱较多，而特权较少，不足以抗拒国王的压力，所以被征收的款额相当多。国王对他们施用的手段主要有税收及借款两大项。
    在税收方面，直接税（法国的户税和英国的动产税等）是城乡都征收的，但法国的户税后来主要落在农民身上，英国的动产税自十四世纪起征收渐少，和城市关系大的是间接税即商品贸易税。法国因当时无重要出口商品，所以关税收入很少，主要靠征收国内商品税（如饮料税、盐税）。1523年，关税收入仅为15,000里弗尔，而国内商品税则为1,000,000里弗尔（49）。另外法国很早就实行包税制， 即把某地收税权给予某大商人、银行家等城市上层，由他们先行向国王总付款项，然后自行收税。通过这种包税制度，使商人从中渔利，剥削消费者，大发其财。英国于1275年开始征收羊毛出口税，每袋羊毛收1／2马克（合6先令8便士），当时羊毛出口年达30,000袋，可得收入10,000镑。而十四世纪初年，英王全年岁入也不过30,000镑（50），可见关税之重要。
    为了得到金钱，西欧历代国王大都采取措施，促进工商业发展，如统一度量衡，维修桥梁、道路，发放设立市场、集市的特许状，给城市特权证书等。但对这种政策得利的主要是城市上层，即城市贵族，他们把税收的负担多方设法转嫁给城市中、下阶层，而自身通过经商、放债、包税、做王室或教会财政经纪人等而不断发财，成为巨富。
    借债是西欧各国君主筹措经费（特别是急需的，如军费等）的经常手段。象法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和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都是著名的借款者。他们借债的对象多为大商人、大银行家，有意大利银行家，弗兰德斯银行家，也有本国大商人。法国国王除了向这些商人借款外，也向他的大臣借款，这些大臣也都是城市富人出身，因为替国王主管税收、财政等而成为官僚。国王为了能借到款项，当然要给这些人以好处，如放给包税或征收关税权，以及使其成为王室财政经纪人等等。这些人在向国王借款之后，利用其特权进一步致富。如腓力五世（1316-1322年）时的吉拉德·盖特，本为克勒蒙富商，家财丰厚，他和他的兄弟初为王室收税吏，后来他升为王室会计室首脑，同时还从事多种商业活动。到1320年，他借给腓力五世至少460,000里弗尔（都尔铸币），只比1322年的全部岁入略少（51）。查理七世（1422-1461年）时大商人雅克·哥尔得势，从1438-1451年，他为王室采办各种用品，主办过各项财政事务，并担任王室顾问及外交代理人。但同时也积极为自己经商，几乎和西欧各国际贸易中心均有联系，特别是和阿拉贡及佛罗伦萨。1450年，他借给王室约150,000里弗尔（都尔铸币）（52）。在英国借给爱德华三世100,000镑巨款的威廉·德·拉·波尔，是大羊毛商，也是倚靠王室扶持而兴盛的。
    但是，借款给国王也冒相当风险，因为他们经常赖债不还，甚或使用非常手段，没收这些债主的财产，使其完全破产。如1322年腓力五世死后，吉拉德·盖特即被控有罪而死于狱中，雅克·哥尔亦于1451年后被黜并没收其财产。爱德华三世债台高筑，意大利大银行家巴尔迪家和佩鲁基家借给他125,000镑，威廉·德·拉·波尔借给他150,000镑。到1340年，英王室宣布破产，赖债不还， 使这些家族先后衰亡。
    可以看出，王权和市民的联盟，主要还是和城市贵族的联盟。这些城市贵族多属于封建社会中的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是在封建经济上生长的。他们的成长也倚靠王室的扶持，而王室也利用他们的支持加强自己的力量。这种封建资本成长后，往往被用来购买地产。商人也买得贵族头衔，成为法国的穿袍贵族等。他们还时常因受王室侵逼而衰微消失，并不能导致出现什么属于资本主义的因素。
    到了中世纪晚期，城市居民发生了什么样的分化或变动，究竟应如何理解这时的市民概念，可根据前引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提示加以研究。这非本文叙述范围，所以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