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俄联共政策的产物，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受苏俄红军党军机制的影响颇深。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党党军机制发育很不健全，大革命失败后即趋于崩溃。黄埔系军官为核心的中央军取而代之，成为以军制党、以军干政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人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中共在建军过程中，扬弃并发展了黄埔军校的党军传统，坚持以党制军，建立起一支党领导和指挥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一、黄埔军校党军机制的形成与特点
    1923年初，孙中山重返广东，决意联俄联共发动国民革命。但汇集在广东的各省部队流品复杂，思想混乱，“似乎只有孙逸仙那支150-200人的卫队是完全忠于孙逸仙的，而其余军队只是它们的司令的私人部队”。（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4页。）孙中山遂萌发“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建军思想。8月，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重点考察苏军和军校的党务及建制，认为有必要“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蒋介石回国后建议建立军事院校，孙中山欣然采纳，先后聘任苏联巴夫洛夫和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直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认为，军校应建立严密有效的党组织，在实施政治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节制军队的功能，以此体现“党化”。黄埔军校吸取苏军设置政治委员、党组织深入部队基层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制、政治部和特别党部，组成党政工作系统。
    黄埔军校前四期党代表先后由廖仲恺、汪精卫担任，军校发布的命令和公文，必须有党代表副署。校属各部门和连、营、团各级相应配设党代表。党代表自成体系，平行于军事系统。党代表制度又惭次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党代表条例》，称党代表的职责为灌输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开展三民主义教育，监督军队各项工作。党代表制度体现了国民党对军队的权力，而且对政治部和特别党部有领导和督促权责。
    政治训练部作为党代表的下属机构，职责是指导军校的党务、政治思想和文化工作，对外则负责宣传和指导。黄埔军校政治部前两任主任戴季陶、邵元冲未开展实质性工作。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着重解决三件事：向军校教导团选派党代表，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1926年春熊雄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制定军政合一的教育计划：步、炮、工各兵种教程为七分军事三分政治，政治科教程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强调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目的在于培养有政治头脑的军事指挥官和懂军事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的工作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后，要求在军、师、团三级设立政治部，营、连设政治指导员。政治部虽然无权干预军事长官的行政权力，但“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各军、师、海军局、空军局、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以及总参谋部和军需部中的所有党代表。武装力量中的所有党、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工作都要在政治训练部指示的指导下展开”。（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607-608页。）
    军校还设立特别党部，作为党在军队的组织，部队的特别党支部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
    黄埔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前期开设8门，后期开设26门，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等。军校编印《黄埔日刊》、《黄埔潮》、《革命军》等许多刊物和小册子，宣传革命思想。政治课的讲授和革命刊物的编写，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军校还积极为农工运动训练政治军事骨干。
    黄埔军校的建制成为国民党建立党军的基础和发源地。1924年10月组建黄埔军校教导团，12月成立第二教导团，以黄埔师生为骨干，实行党代表制，士兵大多来自于农工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1925年4月13日，校军改称为党军，以教导第一、二团合组为党军第一旅，增建党军第三团，以后又吸收部分粤军，扩充为党军第一、二师。其时，国民党党军的基本特点就是仿效苏军的政委制，实施党代表制，建立政治思想工作机制，以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军队成为党的工具。8月26日，党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成立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北伐战争前，汇集广东的各类军队先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8个军，共约16万人。1926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政治部训练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推广黄埔军校党军的治军原则，在各军设党代表和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