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党军机制的瓦解与黄埔系的崛起
    黄埔军校创建并推行的党军机制，在1924年至1927年初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黄埔师生在广东革命统一战争中表现出色，黄埔军官教导团为核心的第一军起过党军的表率作用。北伐顺利进军时，多数黄埔人和“党军”具有一定的国民革命意识。
    但是，国民党党军机制很不完善，在形成过程中又一再受到冲击，到1927年夏季就崩溃了，代之以忠于个人的黄埔系集团。
    党军机制迅即败坏的首要原因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破坏了国共合作，消弭了党军的革命性。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分裂活动，造成了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蒋介石的反共举措则直接摧毁了党军机制。
    1926年春，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清除共产党，迫使250余名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周恩来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蒋介石坚持军校内不许跨党，不准成立各种组织，“一经查出，定行严重究办”。（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7页。）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清党”开始后不久，在广东的黄埔军校即遭到血洗。血洗军校的主谋是校长蒋介石和副校长李济深，主持人是代校长方鼎英等。黄埔军校的清党始于4月15日，学生全部被缴械。到5月底，黄埔军校“逮捕之共产分子，共四百余人”，不少共产党人遇难。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肖楚女被杀害。（注：黄埔军校清党情况，参阅方鼎英：《黄埔军校“清党”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60页；郑庭笈：《黄埔第五期“清党”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9辑，第123-124页；《方教育长言论集》，《黄埔军校史料》，第44页；陈远湘：《清党脱险记》，《黄埔军校史料》，第365-366页。）有些逃离黄埔的共产党人，最终还是被追捕杀害。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安体诚在上海被捕就义，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张秋人在杭州遇难。（注：杨牧等主编：《黄埔军校名人传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4、187、200页。）4月中旬，广西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拘捕学生多名，其中周飞宇、李仁及、秦蔼云、张铮等后来被处死。（注：《黄埔军校名人传略》，第408-409页。）
    军校清党期间，军队里也展开清党。4月25日，南京的黄埔同学会成立清党委员会。5至6月，朱培德和冯玉祥分别把军内政治工作人员“礼送出境”。军内清党引起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因此到7月22日宣布停止。
    在黄埔军校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三分之二以上是共产党人，军队里中共政治工作人员也有相当比例。清党，使党军机制趋于崩溃。
    清除共产党，没有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反而激化了国民党内的矛盾。
    广东清党后，李济深宣布脱离武汉政府，但与南京政府貌合神离。李济深极力保举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任第三十二军军长，目的是将他调离广州，驻军韶关。蒋介石则设法反制李济深，调任黄埔代校长方鼎英为新编第十一军军长，（注：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立即派刘光为“代校务”，再次把副校长李济深搁在一边。
    在武汉的黄埔各期毕业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学生、黄埔军校特别党支部等纷纷发通电谴责蒋介石。武汉政权军事支柱之一张发奎部，大批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对南京政权发动“清党”和清洗黄埔军校表示强烈愤慨。武汉国民党中央也谴责蒋介石对军校和军队的清党，蒋介石则鼓吹“护党救国”，与武汉党中央相抗争。
    部分南京部队的官兵对蒋介石搞清党反共也很反感，第一军内部出现左倾迹象，致使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将第一军的第一、二师调离上海，把桂系第七军派驻南京和沪宁线，作为政变的军事后盾，用青帮流氓和归降军阀周凤岐所部第二十六军镇压了上海的工人武装。第一军许多官兵对上海的流血惨案很不理解，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因不满“四·一二政变”，托病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