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刘邦、朱元璋们可以建立起一姓王朝，子子孙孙绵延数百年之久，当然也有不过二世而亡的秦和隋，失败的从陈胜、吴广到王巢、李自成、洪秀全，更是史不绝书。说他们打天下、争正统也好，说他们争主角、争舞台也罢，为此目的他们都可以杀人盈野、流血漂杵而不在话下。从秦末项羽、刘邦之争，到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再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争，无不如此。由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兼容、多元的因子，完全是封闭的，逐渐形成了一种“天无二日”（或你死我活、有我无你、不共戴天）的潜意识。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舞台的主角，一方面是残酷的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主角意识又进一步强化（乃至毒化）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
    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上下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这样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所有领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就很难形成一种彼此可以信任的社会空间、发展出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的具有包容性的观念。比如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样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如梁漱溟信奉的“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这样的观念，这是构成一个理性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与主角意识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敌人意识”，排除异己、非己即敌、非黑即白之类就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因此弥漫着血腥气。鲁迅说翻开每一页都是“吃人”二字，但翻开每一页，又何尝不是血污？！明末的张献忠因为眼看着李自成进了京城、满洲人入了关，争主角失败，天下已不再属于他，于是他在四川大开杀戒。鲁迅一生曾多次地提起此事：
    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注：《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2、259、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杀C，又命A杀B，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注：《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2、259、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蜀碧》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注：《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全集》的注解中总是一再地指出旧史书、野史夸大张献忠杀人，其实，这可不是出于鲁迅的文学想象、杂文笔法的虚构，史书上的记载可谓墨迹斑斑。张献忠杀官绅、杀读书人、杀一切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仅青羊宫一次就将包括贡生、举人、进士在内的读书人诱杀了1.7万人，成都的河道都为尸体堵塞，不能行船。对此清史专家萧一山等都曾有过详实的考证。
    我不知道在世界史上还能不能找到类似的例子。鲁迅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张献忠的“杀人如草”，就是为这种荒唐而残酷的逻辑充满痛苦。张献忠一旦确切地意识到做主角无望，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就杀人，尽可能多地杀人。正是独占的、排他的主角意识下容不下配角，甚至也不需要群众演员，天下人都只是供其役使的奴才、看客，唱的都是称“孤”道“寡”的独角戏（从历史舞台到戏曲舞台，我们都可以听到帝王自称“朕”“孤”“寡”，也就是孤家寡人），竞争天下的失败者是无路可走的，恐怕欲做看客都不得了。
    这种中国式的天下观支配下的主角意识畸形发达，是我们民族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假如不是唯一的话。几千年来，不断地重蹈覆辙，不断地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只看到王朝姓氏的更迭，看不到制度的转型、文明的更新、文化的演进，当然也不可能滋生出新型的角色意识。直到近代，引进了维新、共和思想之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被主角意识笼罩的民族要走出这一步又是何其艰难。即使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袁世凯身上，我们照样可以依稀看到多少个世纪前司马昭的影子，明明有帝制自为之心，却偏偏要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表“劝进”，还要假惺惺地再三退让，最后在举国舆论“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呼声下，才肯黄袍加身、粉墨登台、牺牲自己（或者说陷自己于“不义”），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披上黄袍。这种权力游戏简直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成文的经典规则（注：参考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221、264～2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