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
    1905年7月28日，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第一次约见宋教仁、陈天华时，就表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注：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4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似乎意识到了，“驱逐鞑虏、创建民国”的事业完全有可能淹没在主角之争这一古老循环的波涛风浪中。黄兴也很早就对太平天国领袖之间“互争权势、自相残杀”深为忧虑，极力想避免重蹈覆辙，他所以一心要做配角，从未打算取代孙中山的主角地位，就与他的这种忧虑有很大的关系。
    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无论是改良者与革命者之间、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都将一再地陷入旧式的主角之争泥潭。孙中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求与维新派的合作，却遭到康有为一而再地拒绝，一度热心合作的梁启超最终也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乃至把兴中会仅有的华侨基础也占去了。即使在以海外华侨和受过西式教育的人群为基础的兴中会内部，也有过主角之争。
    在孙中山与杨衢云之间，早就为谁做会长、谁在武装起义成功后做总统而发生分歧。杨衢云原名杨飞鸿，1861年12月生于香港，比孙中山年长5岁。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英文学院，毕业后执教于圣约瑟学院，后在招商局任职，对西方文明有相当的了解。1891年，他与孙中山初识，但没有深交。1892年3月13日，当他和香港公务局职员谢瓒泰等16人发起以“开通民智”为信条的“辅仁文社”时，孙中山并没有参加。到1895年，孙中山的檀香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联合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孙、杨二人在社会背景、所受教育、西学知识、兴趣爱好等方面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合作不是偶然的。1895年中日之间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签字前，兴中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重阳节（10月26日）在广州举行起义，孙负责军事行动，杨负责在香港筹款、购买军火、募集死士。据说杨的朋友黄咏商把一所洋房卖了8000港币，并全部捐出。部署已定，10月10日在香港乾亨行举行会议，“始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杨衢云志在必得，曾亲口对孙中山说“非此不足以号召中外”。郑士良、陈少白极力反对，郑表示这个位置非孙中山莫属，“如有他人作非分想，彼当亲手刃之”，孙中山劝止。小小的兴中会中分成了挺孙、挺杨两派，争夺子虚乌有、八字没有一撇的“总统”位置的斗争异常激烈，乃至双方的支持者几乎为此而放弃起义计划。当时杨的势力在兴中会占有优势，最后孙中山为避免发生内讧，顾全大局，“表示谦退”，而杨当选（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4页。据陈少白回忆，郑士良得知杨想当总统，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转引自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0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广州重阳起义计划挫败后，兴中会香港总会也随之瓦解。此后杨在名义上担任兴中会会长达五年之久。康有为派也更愿意与杨打交道，而事实上孙中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影响力都要在杨之上，特别是伦敦蒙难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成了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1896年11月26日，香港《德臣西报》转载日本《神户记事报》的一篇文章《中国的革新》，未署名的陈少白在文中称：“当今对中国有深切了解而又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者，舍孙医生别无他人。仅此勇气就足以使其整个民族复兴。”两天后，杨的忠实追随者谢瓒泰为此郑重其事地给《德臣西报》编辑去信澄清：“革新派的领袖是杨衢云，一位真金般高贵，白璧般无暇的进步人士，一位彻底的爱国者和革新派人物。他被称为护国公，孙逸仙医生只不过是革新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德臣西报》在11月30日刊登了这封没有署名的来信（注：转引自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03～106、156页。）。
    谢瓒泰对孙中山评价一直不高，他在1895年5月5日的日记中说：“孙的提议让人嗤之以鼻。他以为他什么事都能办到--通行无阻--纸上谈兵！”1896年6月23日又在日记中说：“我知道孙希望人人都听他的，这不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就他的经验来看，完全依靠他是有危险的。”（注：转引自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03～106、156页。）因此，当杨衢云于1900年1月辞去名不副实的会长时，谢瓒泰才会感到惊讶，但杨解释：“一天，孙中山博士告诉我，长江流域诸省的哥老会已拥戴他为‘会长’，同时暗示我，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我向孙中山说，我十分乐意放弃我的职位，还劝告他不要促使分裂。我也告诉他，岂止我的职位，为了事业的利益，我经常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注：转引自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3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出版时没有自称兴中会的领袖和创建者，有史家认为这与杨还活着有关（杨于1901年被清廷密谋刺死）。
    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谈话时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为民国，帝制自为，吾必讨之。”（注：《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少白回忆说，孙、杨结识不久，有一天，两人为了是否建立共和而发生争论。杨十分恼火，揪住孙中山的发辫要打他，是陈把他们挡开了。转引自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06页。）如此看来，在杨衢云与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角之争背后隐约可见剧本之争的闪光。这一点几乎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