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最初更重视的确是“驱除鞑虏”，而不是“创立民国”，其故乡广东香山有个素有帝王思想的富商刘学询，对民权思想毫不了解，孙中山早年办“农学会”，刘曾列名发起，孙中山与刘商量过广州起义的计划，刘大喜，并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居，而以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孙因为刘思想陈腐而难以合作，逐渐与其疏远。1900年，为了利用刘的巨款策动李鸿章独立、乘乱在广东起兵，孙中山仍有过推刘为帝、自揽兵政的方案（当然没有成功）。
    直到1905年的同盟会成立会上，有人突然向孙中山提问：“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全场寂然，孙中山竟“不知所谓，默然莫对”。最后是程家柽出来解了围（注：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宋教仁集》下册，第43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从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可知，杨衢云对他矢志追求民国、反对帝制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四、孙黄辞职：“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1912年中华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的出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随后而至的孙中山辞职也是一件大事。历史只有翻到这一页，我们才在孙中山、黄兴、蔡锷等极少数几个伟人身上看到他们勇于放弃权位的壮举。孙、黄一度主动扮演政治主角之外的社会配角，这样的配角意识更是极为可贵的，是真正的民主思想的体现。可惜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一心只想扮演唯一主角的袁世凯打得粉碎。邹鲁在《回顾录》中说：“当时最好的现象，就是个个人心地纯洁，大公无私，毫无利禄观念；只想共同建设一个良好的中国。因之让贤让能，却是常有的事；争权夺利，毫无所闻。全国笼罩在新精神之下，可说前途无限光明。不料袁世凯做了总统便想做皇帝，竟利诱威迫破坏国民道德造成以后混乱的局面。这真是可痛心的。”（注：邹鲁：《回顾录》，第44页，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这番话也许太简单化了，辛亥革命之后固然有革命党人功成身退、毫无权力思想的一面，但这当中照样发生过上海陈其美暗杀陶成章和广东陈炯明杀许雪秋、陈芸生以及湖南焦达峰、陈作新被杀等惨剧；另一方面，孙、黄辞让背后有复杂的现实因素，不能单纯从道德上寻找原因。几年后（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邓泽如的信里曾重提往事：
    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2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不过，包括邹鲁、谭人凤等在内，许多人也都认为这种“谦让举动”--“是功是罪，却很难断言的”。但无论如何，孙黄的表现确实足以一新数千年来旧政治的耳目，对于打破抓住权力死不放手的积习，所起到的震撼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考虑到主角意识如此根深蒂固，可以说渗入了很多人的骨髓，更有多少人官迷心窍，对权位趋之若鹜。孙中山曾以“二次革命”时广东为例，认为革命党不是被袁世凯打败，而是“自败也”。先是陈炯明与胡汉民争都督，再是钟鼎基想与陈争，苏慎初要与钟争，张我权又要与苏争，凡手有兵权者“纷纷相争相杀”，袁氏死党龙济光于是坐收渔人之利。
    诚如我们前面所说，主角之争实际上无非是权力之争，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1913年1月17日，黄远生曾发表一篇《官迷论》，他认为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的流毒，“此官迷之心理既大发达，则一切道德心、廉耻心、名誉心、乃至一切功名心[建功立业之野心]皆为所刻削而无余。今国势至此，而争权夺利之心不衰，此可见亡国之后，则其熙熙扰扰而争此虚荣者，必不下于今日。”（注：《远生遗著》卷一，第68、69、28～29、49页，上海书店影印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孙、黄的功成身退之举给予怎样的评价都不会过分。
    当然，从幽暗的中世纪向近代文明跋涉的进程中，即使壮怀激烈的革命志士也常常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没有清晰的角色定位。黄兴不懂政治，孙中山也是理想家，对现实政治都缺乏务实的眼光。1912年7月4日，端纳在上海给莫里循的信中写道：
    我们这里的孙逸仙是最讨人厌的人，黄兴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聪明些也深沉些……孙向我保证他要从此退出政界，但是我有怀疑。我注意到凡是去见他的中国人仍然称呼他“总统”。他们简直要给他磕头了。我深信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摩西了。芸芸众生是命中注定要由他领着到达希望之乡的（19）。
    不过，无论孙中山与黄兴有怎样的缺点与不足，但他们一辞总统、一辞留守，主动放弃主角地位，都显示了人格的纯洁与高贵，比那些蝇营狗苟之徒不知高出多少。谭人凤对他们一让总统、一辞留守的行为虽然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但他也肯定“孙、黄欲挽官僚窃权怙势之积习，准身作则，专为公家谋幸福，不为一己便私图”“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然则孙、黄之手段虽劣，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注：谭人凤：《石叟牌词》第112～11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