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注：《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2、259、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所有王朝更迭都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原地踏步，以鲁迅锐利的目光早已洞穿中国历史算不上秘密的秘密。或许也只有异质文明的因子，输入新鲜的文明的血液，才有可能改变我们几千年来目光专注于抢椅子的政治文化心理、绝对主角意识、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集体潜意识。在宋教仁身上，我们或许依稀可以看到一闪即过的一线曙光。他倒在了血泊中，但刹那即是永恒，毕竟曙光已经闪现，道路就在脚下。
    二、剧本之争还是舞台之争？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依然逃脱不了陈旧的主角之争模式。这种主角之争，本质上不是剧本之争，而是舞台之争。争主角，争的是中国这方舞台，也就是要将天下据为己有、定于一尊。没有发言权的天下人不过是看客而已。宋教仁试图将政治竞争纳入和平的宪政轨道，以政见主张来争政权、争主角，就是要改变游戏规则，将数千年习惯的舞台之争变为剧本之争。谁的剧本更适合观众的需要，就将谁推上舞台。而舞台之旁容许其他人合法地监督、觊觎，上与下，进与退，都有程序可循。胜者不是王，败者也不是寇，是非高于成败。既然在和平的轨道上争主角，争的是剧本，就是以政见、主张来争，由观众来决定取舍。胜者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不是永久的、绝对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一劳永逸地独霸舞台，而是要时刻面对七嘴八舌的议论乃至喝倒彩，或干脆撒手而去。这是一种全新的竞争模式，是宦海里浮沉了一辈子的袁世凯们所难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才会视之如蛇蝎、如洪水猛兽，年轻的宋教仁也因此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洞察民国初年政局的名记者黄远生在《论衡》发表过《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分析当时的局势，精辟地区分了剧本之争与舞台之争：
    人有常言，国家犹舞台，政治乃犹演剧，今一国之中，盖有嗜历史剧[旧剧]者，有嗜社会剧[新剧]者，于社会剧之中，有嗜理想主义之剧者，有嗜写实主义之剧者，于是新旧剧派各得炫示其角色技艺以相为进退于舞台之中，视客之所嗜好，以为兴衰。固无害其并立，乃若有两造之人，在各欲争取此舞台之主权，而其所谓政策之异同，特利用之题目，而其本意初不在此。则社会观客，永无得睹政治演剧之日，而惟睹此两造之强有力者，抢攘垢詈于舞台之上，其强有力之羽翼，则各欲其主人之得占此舞台，拼力誓死为之助战，则栋折榱崩、同归于尽之祸，容复可免，故人国之所谓政争，乃剧本之争，真政争也。吾国之所谓政争，乃非争剧本之得失，而争舞台之所有权，乃个人势力之争，非真政争也。
    ……彼争剧本者，其意未尝不在舞台，顾于他造登台奏艺之时，其本身特处于诚实之批评及监督的地位，决不若吾国之根本不相容，其所挟以为攻击者，仅针对其剧本[政策]之精粗美恶而立言，决不若吾国之专认己造之人格，而取消他造之人格，故其决胜负也，仅求之于选举及议会，决不求之于兵力（注：《远生遗著》卷一，第68、69、28～29、49页，上海书店影印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69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革命派与立宪派，“自其主义言之，虽有急进与渐进之别，而爱国之本义则同，然略知二派之内幕者，则因其持论之异同不相下，运动进行之各相妨碍”，在清朝瓦解以前，两派之间就已演成“互相水火不共戴天之势”，不仅是政治主张的距离，还有历史渊源、领袖个人的性格等因素在内。然而，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宪政与革命二派，曾在推倒清廷的目标上达成了暂时的共识，等到南京临时政府出现，同盟会掌握了主导权，“旧日两派之恶感，隐然勃发。而革命中之不平分子，复凑合以与为标榜，党争之烈，已萌发矣”。所以政治的胜利果实既不属宪政派，也不属革命派，最后而落在了袁世凯的手里。黄远生认为“其最大原因，则不外势力之莫与敌而已”，恐不尽然。不过他确实看清了，当时的政治之争仍未跳出权力之争的老套路，“大半由于势力问题”，双方或三方之间都把政见放在其次（以宋教仁为代表可能是个难得的例外），“惟是以暗中角斗势力为宗旨，而以政治主义、法律问题云云者为利用之口实，一年以来，莫非势力角逐之幻想，而绝无政治主义胜负之可言。盖以其出发点之本以势力为根据故耳”（注：《远生遗著》卷一，第68、69、28～29、49页，上海书店影印本。）。
    如果孙中山、黄兴等代表的革命派和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所代表的立宪派和袁世凯代表的官僚派三方之间，从旨在舞台的主角之争转向旨在剧本的主角之争，而不是以武力为后盾暗中角逐，或者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大打出手，把古代史上一再重复的天下大乱时期那种“逐鹿”“问鼎”式的主角之争，变成近代文明背景下的主角之争，争剧本而不是争舞台，以剧本论英雄，而不是气力争高下，近代的转型也许就顺利得多了。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有伏笔早已深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本人都很难察觉，民族潜意识是世代累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改变的。辛亥革命是雷霆、是闪电，它撕开了满清数百年统治的长夜，形式上结束了皇帝的垂拱而治，但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古老的土壤，改变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那需要阳光，需要和风细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不单纯是政治层面的努力。其实，包括黄远生在内的有识者，当时已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