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必须指出，在民国告成的时代转型之际，陶成章、宋教仁之死无疑开启了极为恶劣的暗杀政敌的先例。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污秽（而不是误会），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现实政治的原因，如陈其美所言，就是要确定“谁是革命的正统”，也即要分清革命的主角，或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迄今为止，由于同盟会被视为独一无二的革命正统，孙中山被看作辛亥革命的主角，陈其美是孙的忠实追随者，这些光环几乎遮没了陶成章之死的全部不幸，把一幕主角之争的悲剧轻描淡写地包裹了起来。孙中山曾一再说，革命本来不难，纷乱往往是“同为革命党各欲自树一帜，大有不相下之势”所致。简单而言，他就是希望革命者都聚到他的大旗之下，不要另树一帜，以求得革命的成功，他恐怕永生难忘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陶成章等发起的反对他的风潮。
    后者则清楚地表明，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还容不下阳光一般的人物，以阳光下的规则解决主角之争，还不能成为时代的共识。袁世凯称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更是让一部百年史充满了苦涩的意味。在近代文明阳光开始投射到古老东方的上空时，旧的帝王文化仍有如此深厚的土壤。不过，袁、张的迅速失败（闹剧不过是83天和12天）也证明，老调子已经唱完了。但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使近代中国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也无非见证了曹操那句话：如果没有我，“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孙中山也曾痛陈大大小小的皇帝有兵便是王的祸害（当然，在缔造一支新的武力之外，他晚年也想不出新的方案）。华年早凋的蔡锷假如活着不知会做何感想。举世滔滔，手握兵柄者又有几人能像他和黄兴那样，坚定地守护共和理想，从无军阀自为的打算。这是近代的曙光，是超越了陈旧的“主角与配角”意识、超越了舞台之争的品质。这种品质与以往曾国藩削平太平天国之后拒绝黄袍加身的选择迥然已不可同日而语。
    五、如何进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
    对于纷乱的民初政治，赵秉钧在回答黄远生的提问时说：“……黄克强等计划亦有可观，但无奈材料不齐，现在中国政治不怕没有人开出好菜单，但任凭你菜单开得如何好法，无奈没有材料，也做不出好菜来。”（注：《远生遗著》卷二，第153页，上海书店影印本。）
    所谓“材料不齐”，不过是身子进入了近代、脑子还停留在古代的官僚欺人之言。但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与共和观念确有许多不相容处，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事实上，中国人如果出现两个政党的情形，就是内战。在帝制终结以后的‘共和’时代，在中国境内出现的西式政党，实质上多半是‘天下大乱’时期的‘打天下集团’。”他认为中国“不容许有多党存在的文化心理”，民国初年，“宋教仁以为可以移植美国式的两党政治，结果以身殉之。这个事件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但仍不失其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注：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330、329～3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宋案”包含了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即根深蒂固的主角意识。当时多数人都只知道夺舞台、争主角，并不懂得在民主的轨道上、宪政的框架下展开合法的主角竞争，确立健全的角色意识，调整主角、配角的关系等。但政治文化也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重要的是引进新的思维方法、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文明模式，在宋教仁的时代，正是一个重造民族性格、重塑政治文化心理的大好契机。当时，不仅宋教仁代表的新型力量，包括与他对立的梁启超也有许多相同的认识。
    辛亥以来，梁启超先后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敬告政党及政党员》等文，他不赞成美国式的总统制，主张法国式的内阁制、英国式的两党制，认为“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之领袖组织之”“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我国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进步党宣言书》中提出：“又政党政治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则民视民听之实克举而政象即于良。若小党林立，无论何党皆不能以独力制多数，则必缘感情以生离合，运权术以行操纵，或迁就提携而政策不成系统，或要挟结合而政局易起动摇。”（注：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08、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这些观点和宋教仁几乎是一致的，他一直有两大党对峙、和平竞争的想法。1912年8月13日，《国民党宣言》就明确表示：“且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9月，他在致北京各报馆书中说得更明白：“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励，不能成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日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注：《宋教仁集》下册，第42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组织政党内阁更是他的主要政见之一。
    梁漱溟晚年回忆民初往事，称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梁启超这个过去的政敌，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8～6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虽然细究两人的思想，确有不少相吻合之处。宋教仁的死，使梁启超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对手，民国失去了走向健康的两党政治的可能性。不过，当梁回国之时，宋已南下省亲，从时间上说不太可能，而且从梁启超回国后写给女儿的信中看来，他对国民党和宋的态度都是强硬的，梁漱溟的这一回忆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