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的确和其他政党的领袖关系比较良好，尤其和民主党的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厚。他们对宋之惨死无不悲痛不已，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词意之间充满了对宋教仁的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的满腔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被暗杀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后来进步党骨干刘以芬在《民国政史拾遗》笔记中有一则“宋教仁一死所关”，认为假如宋教仁活着，“定能调和各政党间，消除偏见，共循轨道，以进入宪政之途”，宋不幸惨遭非命之后，其他人既无他之风度，又缺乏他那样的见识，“致使当时国民、进步两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而政局遂不复问矣”。所以他认为宋之死不仅是一身存亡，而是国运所关（注：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08、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作为亲历民初政争的当事人，刘以芬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宋教仁的选择表明有可能把传统的主角之争纳入程序化、法治化的轨道，也就是运用阳光下的规则来解决谁为主角、谁为配角的问题，即使成了主角，也只是暂时的、有限的，是阳光下的主角，旁边时刻都有合法的监督者、觊觎者，随时准备登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主角。没有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主角，不再是赢家通吃；竞争失败，暂时居于配角，堂堂正正地以政见、主张、主义争取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获胜上台。宋教仁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他的“进而在野”“退而在朝”说等观点，弥漫了灿烂的阳光，在近代的天幕上光华四射。称宋教仁有着健全角色意识并不过誉，正是他为幽暗的中世纪中国提供了全新的阳光模式。
    1913年2月4日，新闻记者黄远生在《少年中国周刊》发表评论《政局之险恶》，开宗明义提出“一国之大患，莫大于其全国之有力分子不能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以相与进行，而各含有不平之意思以相齮龁”（注：《远生遗著》卷一，第68、69、28～29、49页，上海书店影印本。）。宋教仁正是为了把中国政治纳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而死的。
    六、需要健全的角色意识
    在主角意识畸形发达的土壤里，不可能自行产生出近代文明背景下的角色意识。本来，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价值都无可取代，人与人尽管有先天和后天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平等，无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都应该同样受到尊敬。然而自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只有两种极端化倾向：要么逆来顺受、窝囊透顶，跪着做顺民、做奴才、做奴隶，什么角色意识也没有；要么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舞台的主角，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到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想当主角的人从来都史不绝书，就是在康有为等近代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他们拖着一根主角意识的尾巴。这种要么什么角色都不当、要么就当主角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自觉追求做一个合格的配角甚至做个称职的群众演员的人从来太少太少了。所以漫长的历史中并没有孕育出配角意识、群众演员意识（即权利当头的公民意识），当然也没有健康的主角意识。即使到了近代，配角意识也只是在黄兴等极个别具备相当文明气质、人品高尚的人身上才隐约闪现。建立在具有独立人格基础上的配角意识乃是独断专横的主角意识最好的解毒剂，黄兴在革命阵营中主动扮演配角，从不想取代孙中山，即使这样的机会一再出现，他也是坚决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他们之间更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一旦有了原则性的分歧，黄兴也照样光明正大地拒绝接受孙中山的意见。这些作为表明他已具备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他和宋教仁身上体现出来的近代型角色意识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榜样。
    传统型的主角之争之所以难以转化成近代意义上的主角之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来都只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一切都是围绕着世俗化的帝王这个轴心转动的。从儒家的“仁政”到法家的御人术，乃至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不如此。这一切都和配角意识、群众演员角色意识风马牛不相及。几千年来我们不乏“苟富贵，勿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是也”）之类的豪言壮语，想当皇帝、做主角的遍地皆是，总是梦想着把自己凌驾在万民、万物之上，居于“神”一般的超人地位，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活跃在社会进程中的人们，一旦缺乏在人的意义上的自觉，就不可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角色定位，就不可能以宋教仁提出的“进而在朝、退而在野”论为导向，主动地将舞台之争变成剧本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