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蹲过点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刘少奇接到“勒令”后，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批告周恩来：“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作些工作。”七日凌晨三时许，周恩来向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事态才平息下来。
    这以后不久，周恩来又在一个几万人的场合传达了毛泽东反对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当会场上有人呼喊“打倒”刘、邓两人的口号时，周恩来当众把身体转过去，背向群众，表示不赞成这种口号。他说：根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刘、邓二人还是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党中央讲话，你们在这里呼喊这种口号，是有意使我处于为难的地位。〔8〕
    一月七日、八日，中南海周围聚集的人数继续增加：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新华门）也有二百多人。学生们时常翻墙入院，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9〕
    江青却偏在这时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正帮助周恩来处理大量繁重事情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她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称：对周荣鑫，“群众要斗争他，随传随到”；对童小鹏，“群众要检讨就检讨”。周恩来答复江青：周、童二人应深刻检讨，但不能说“随传随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10〕
    童小鹏回忆，当时周恩来交他办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要他同住在中南海“休息”的部长们进行联络。“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便是部长们的‘避难所’。周恩来让一些被批斗得历害的部长、副部长们到里面来‘写检讨’，实际上是让他们来休息一下，同时冷静地写必要的检讨材料。我见过的有钱之光（纺织部）、钱正英（水电部）、王诤（四机部）、黄树则（卫生部）、萧望东（文化部）、陈正人（农机部）等。因为楼内还住有国务院内的‘造反派’，所以我只能利用晚上去看他们，说完后，都要约定一致的‘口供’，来谈了什么，准备‘造反派’追问时好交代。”〔11〕
    中南海，成了老干部们在动乱年代里的一块稍可喘息的地方。
    一月八日，中南海外面的学生们一次次冲进门内，试图强行揪人。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的周恩来放下手头的事情，再次出面劝说学生门退出。当年担任周思来卫士的高振普，目睹了这一幕：
    “一天深夜十二点多了（即一月八日零时许--编者注），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农大的一批造反的学生已经冲进了中南海西门，要抓谭震林。”“谭震林同志住在中南海西门内几十米的地方，学生们是知情的，如果把谭震林同志揪走，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我调来了汽车，总理中止了会议，乘车来到中南海西门，看到学生们正被挡在西门内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总理跳下汽车，先是让学生们退出中南海，但学生们乱吵乱闹，根本不听，只是拼命喊着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当时天气冷极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已冻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给总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说服学生，由他们选出代表到屋子里谈判。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达成协议，学生们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请谭震林到会。就这样，把学生们（包括在中南海其他几个门外的学生）都引到了大会堂。大会堂门一开，学生们呼啦啦地涌进去了，谭震林也去了。总理和谭震林同志坐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大会，实际上是陪着谭震林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才给中南海解了围，保住了译震林同志。”〔12〕
    戎马一生的贺龙元帅，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周恩来接到西花厅暂住，避开了一直对他穷追不舍的造反派。
    正当首都北京发生包围中南海 、掀起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风潮的同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作为这场风暴开端的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首先爆发了一系列震撼全国的大事：一月初，《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强行夺取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
    对“一月夺权”的首要目标中共上海市委，周恩来一直是信任和肯定的。“红卫兵运动”中，他曾几次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安亭事件”后，他仍设法维护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权威。
    但是，由于上海“一月夺权”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接着，各地纷纷仿效，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继“夺权”。《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等社论。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纷纷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被剥夺全部权力，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
    周恩来从来不赞成把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领导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他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建国十七年来党领导下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是主流，反对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他说：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他始终主张各地区、各部门所“夺”的只能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权，而不是党、政、财、文等业务之权。他明确反对夺中央要害部门的领导权，强调国防、外交，公安、财政的大权属于中央，群众组织不能夺。他还宣布：我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承认。尽管如此，周恩来这一时期并没有也不可能发表反对上海“一月夺权”或否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指导思想的言论，甚至在口头上还表示过支持，说这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13〕
    随着全面“夺权”的迅速蔓延，它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纷纷拉帮结源，自立山头，乃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量流血事件；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