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一月夺权”以来的大混乱局面尽量稳定下来，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他还就此作出系列具体部署。在广东、江苏、广西、福建、安徽、西藏、河北等省、自治区和铁道等重要部门，先后成立了军管会，实行军事管制。
    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党内外一些讲话中也提到“二月逆流”，认为这件事是“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同时又说：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30〕
    就在这种政治氛下，五一劳动节到了。按照由周恩来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名单，参加“大闹怀仁堂”的所有老同志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活动，被称作“五一团结会”〔31〕。从当时来说，同毛深东一起登上大安门，姓名见报，就说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几天后，周恩来又写信给陈毅等，提醒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32〕周恩来这封信的语气是严历的。事实证明，他这时的担心和警告确实用心良苦。
    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对他们最大的障碍正来自周恩来。自五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33〕
    周恩来坦然处之。五月十五日，他对外事口造反派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34〕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和责任。相信只要自己仍站在岗位上，就有可能争取时机，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最困难的时刻，周恩来给自己定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持的基本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5〕
    这时，江青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手。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其实就是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来这个材料的红卫兵对事实的真相可能并不知情，而江青在此时要这样做，用心的险恶是十分清楚的。两天后，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36〕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绎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
    二十九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直到这时，对所谓“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这年入夏，在全国陷于“天下大乱”的同时，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五月到八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十几个国家发生纠纷，其中包括一些同中国长期友好的周边国家。当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罗贵波回忆说：
    一九六七年一月，外交部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在部里搞“夺权”。周总理委派陈老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头头开会，宣布：一、“联络站”所夺的是领导运动之权；二、外交业务之权不能夺，造反派对此只能实行“业务监督”。之后，外交部成立了大约十人左右的“业务监督小组”，每个业务司都有代表参加。在那段时间里，周总理对抓外交业务作了许多指示，其中有两条很明确，一是要坚守岗位，二是外交工作不能中断。这是他当着我们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的面一起讲的。“文化大革命”中外交工作一般地说没有中断，但是干扰很大，谈不上开展，甚至就是维持也很困难。周总理早有指示，驻外使领馆不许搞夺权、贴大字报等。开始还能控制住，后来就控制不住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搞起“造反”、“夺权”，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成天广播，把使馆搞得一塌糊涂。这时候，我们几个（即总理指定抓业务的我、韩念龙、曾涌泉和徐以新）的日子也不好过，造反派对我们批斗得更厉害了。我经常是在办公室里被抓去批斗，回来还要办公。有时实在不行了，我就打电话给总理，报告无法工作了。周总理就找来造反派，批评他们的作法。再不行，总理就把我们接到西花厅右边的平房里，呆上一天半天，等那股风过去了再回来。〔37〕
    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正常地进行工作。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一次次地同外事口造反派谈话，阻止他们召开批斗陈毅大会。六月底，周恩来向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你们坚持要批判他的错误，我也同意。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还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38〕
    到七月中旬，整个局势更加混乱。外事口造反派趁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处理武汉事件的时候，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好几个大喇叭日夜广播，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决不收兵。造反派还扎制陈毅的模拟像，进行人格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