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达到高潮。
    这一天碰头会的原定议程是：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提）；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性规定等共六件）。〔22〕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正为陈丕显不能如期来京“休息”而怒气未消的谭震林便向张春桥等人质问：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声明：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23〕
    接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先后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中任意批斗、迫害老干部的极端行为表示强烈愤慨。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制止他们言词激烈的发言。历时三个多小时的会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当然，从周恩来所处地位来说，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那些老同志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事实上，就在“大闹怀仁堂”前后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在许多别的场合也接连发表了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论，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有所区别。
    关于党的领导，他一再强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他提出：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要恢复，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24〕
    关于对待干部，他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他愤怒地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25〕
    关于稳定军队，他指出：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26〕
    “大闹怀仁堂”的当夜，在江青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去向毛泽东汇报会上的情况，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27〕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谭、徐等。
    周恩来又一次面临困境：一边是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并在盛怒中的毛泽东，另一边是在思想感情上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周恩来已没有回旋余地。他深深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已经把话说绝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只剩下这一种选择，并且，他还必须说服其他人作出同样的选择。
    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继续以其他方式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的原则立场。二月二十日下午，就在老同志们受到严厉指责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介绍山西“夺权”情况的会议上，继续阐述他对“夺权”问题的一贯看法，指出：自一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十七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当谈到中央国家机关夺权时，他说：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当谈到冲击军事机关问题时，他说：前一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这股风是错误的，要赶快扭转过来；军队内部搞“造反”、“夺权”，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会上，周恩来还表示不赞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个提法，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28〕
    与此同时，周恩来连续约几位老同志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准备检讨错误，接受批评。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检讨，为其他人承担责任。而康生、谢富治等对谭震林等横加指责，无限上纲，把他们的正义抗争诬为“二月逆流”。
    “政治生活批评会”后，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周恩来主持的杯仁堂碰头会，“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被剥夺出席会议的资格。周恩来的处境愈加困难了。
    三、四月间，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不久，鉴于毛泽东对全国性“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提法表示怀疑，停止了这类宣传。毛泽东还特别提醒注意“不要伤害总理”。〔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