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长时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和内心的极度焦虑，使他本来并不严重的心脏病频频发作。他的体质一天不如一天，已在勉强支撑着工作。这一点，他周围的人那看得很消楚。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不得不联名写出一张向周恩来“造反”的大字报，“强烈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便“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他们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上。大字报贴出后，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和中南海许多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在上面签了名。邓颖超还特意注明了几条补充意见。
    第二天，看到大字报的周恩来在上面批了八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对于工作人员及战友们的心意，周恩来是领受了。但面对着如此混乱的形势、每天如雪片般飞来的告急电文、一场接一场的会议和接见活动，周恩来实在是无法放下心来。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使得他不能不以时分来计算一天的日程。因此，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要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45〕
    四月中旬，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召开前夕，因为听说广州“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周恩来决定立即飞赴广州，“亲往解决此事”。〔46〕在广州期间，周恩来轮番找各派红卫兵组织代表谈话，就开好广交会对国民经济和中外交往的重要意义以及有关交易会的大量具体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一连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又连续几天不能正常休息，这样过度的劳累，终于使周恩来心脏病严重发作：出现胸闷、心绞痛，早跳频繁。随行医生决定，立即给周恩来用药并吸氧。从这时起，周恩来每天在睡觉前都需要吸氧。〔47〕在健康情况已如此严重恶化的情况下，他的工作量却一点也没有减轻。
    这一年八月，就在周恩来严厉批评外交都“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作文章，并且一再阻挠周恩来出席“批陈”大会。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面对反复劝说无效的造反派，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这次接见前，周恩来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因此，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将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被接见的造反派负责人，却被置之不理。这时，医生见周恩来实在难以支持了，便忍无不可忍地冲到那个造反派头目面前，愤怒地警告他：“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造反派仍在叫嚷：“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周恩来已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在汽车里，医生含着眼泪给周恩来紧急吸氧。
    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这次从二十七日早晨到二十八日下午，持续三十多个小时无法工作。〔48〕
    两天后，为周恩来身体状况寝食难安的邓颖超留下这样的字条：
    “恩来：
    我看你的面容精神是疲乏不堪了，应该休息一下才是！勉强挣扎不是办法。
    小超即刻”
    二十九日下午，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得知周恩来操劳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的情况后，不安地提出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但是，正在紧急处理各地武斗事件、努力恢复铁道运输的周恩来，依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九月二十四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二十七日，他准备为国庆节题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试写了两次，都因手发抖而无法写成，只得嘱咐秘书告诉有关方面用仿宋体字来代替。
    已经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心的周恩来，始终没有作放松一下的打算。身体稍有恢复，他又像以往一样，义无反顾地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正如他自己所讲：“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也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还是要干下去”。〔49〕
    就这样，在国家和民族最离不开他的时候，周恩来步入了自己的古稀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