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五个月前开始的“红卫兵运动”，难以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理解和接受；那么，这时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更不能不遇到各种抗争。
    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下，不赞成“左”的一套作法的抵抗方式不少是悲剧性的。一九六六年底，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因为抗议江青一伙的迫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九六七年一月，在“造反”、“夺权”的狂涛中，竟连续发生党、政、军高层领导人的“非正常死亡”，他们中包括：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八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二十一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二十二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二十九日）等。
    当周恩来得知张霖之惨死于造反派凌辱和毒打之下时，陷于极度悲愤之中。他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在场的谷牧等人清楚地看到：周总理是“眼含泪水，手持张霖之遍体伤痕的照片”讲这番话的；“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14〕
    一月下旬，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严厉地批评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指出：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又说：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十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果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15〕月底，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面临“夺权”威胁时，周恩来明确宣布：华北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他当场质问造反派：“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16〕他还批评铁道部的造反派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对老干部不要笼而统之一概打倒。现在你们是大民主与个人独断结合在一起，这样脱离群众会走向反面的。
    在全面“夺权”中发生的一个新情况是，由于军队介入地方运动，使各级军事机关也受到了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严重的冲击。尽管中央明令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但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被认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满。在军队内部，也开始产生派性，并出现分化。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内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运动。他们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会后，叶剑英向周恩来汇报了有关情况。在他们的努力下，产生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17〕等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二十八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八条命令》。三十一日，周恩来向军队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军委八条”，指出：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闹革命，不能擅离职守；对军事机关和战备系统不能冲击；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
    “大闹京西宾馆”，成为“一月夺权”以来在党内高层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抗争的序幕。
    二月二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18〕
    周恩来所以要提出第二项提议（即召开怀仁堂碰头会），是因为在一月中旬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19〕，他力图在这种非常状态下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决定党和国家经常工作中的大事。而中央文革小组的钓鱼台碰头会，主要是商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这时仍然想把“文化大革命”和党政的经常工作分开，以免各项业务工作受到干扰。
    然而，在全面“夺权”的形势下，各项业务工作已不可能再正常地进行下去。许多被“夺权”的地区和部门出现的空前混乱的局面，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怀仁堂碰头会上发生的对立双方的直接冲突已不可避免。
    从二月七日起，由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按计划隔日举行一次。在第一次会议上，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强烈地抨击“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错误作法，向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主要成员提出责问。十一日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聂荣臻还针对江青一伙的作法提出抗议：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20〕
    怀仁堂会上的这些责问，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
    这时，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两次致信周恩来，建议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一方面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实际上是设法保护这些在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各地领导干部。周恩来立刻表示赞同，并报毛泽东批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