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七日晚，在武汉事件中受伤回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公然表示支持在外交部夺权，赞同“打倒陈毅”的口号。这个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从这一天起，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口召开的大小“批陈”会议，以这种方式保护陈毅。十一日大会上，因为造反派背弃事先的约定，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极为愤慨，当众陪同陈毅退场，表示抗议。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和警告，在八月十九日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白天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晚上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二十二日夜，被极左思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组织，在他们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冲击并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在这以前，还发生了群众冲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机构的行动。这“三砸一烧”，使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声誉受到巨大损害。
    二十三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首先自己应承担责任，同时要向毛泽东报告。〔39〕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散布着“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40〕等论调。在北京，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之事再度发生。外交方面的各种事件，不过是他们为最终打倒“旧政府”所采取的步骤之一，所有这些行动的背后都有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周恩来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已经觉察出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正如他后来所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41〕
    在外交工作中制造严重混乱，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周恩来抓住“事情充分暴露”的机会，果断地进行反击。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注：指《红旗》在八月一日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各地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派性武斗激化等严重状况）。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
    当日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经过一天考虑，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讲：“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几天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42〕
    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名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实行果断处置，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升级的大混乱和大破坏，也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九月初，暂时留在台上“观后效”的戚本禹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同时，反映了处理王、关这件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43〕
    无疑，江青等人对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周恩来更加怀恨在心。
    因全面“夺权”而导致的“天下大乱”，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人民共和国的各项事业，同时，也日益损害着周恩来的身体健康。
    建国后，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由于他身体素质好，一直很少生病。据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来到周恩来身边担任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回忆：这一年十一月，周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冶乌一德治的葬礼，在初冬凛冽的风雪中，没有穿大衣、没戴帽子、甚至连毛衣毛裤都没有穿，竟然步行和站立了五个小时这一情形，引起在场许多外宾的惊奇。而在一九六七年，发现了总理的心脏病，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我们报告了中央，并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