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493-1498年，哥伦布兄弟就在西印度群岛上实行“分派劳役制”。1503年，新任都督尼古拉斯·德奥瓦多在推行“分派劳役制”的同时，又实行了“委托监护制”。这两种平行的、互相补充的封建农奴制剥削形式，后来推广到整个西属美洲殖民地。“分派劳役制”允许印第安人占有一小块贫瘠土地，但必须为土地占有主服劳役。“委托监护制”则是在殖民地政府的允许下，对印第安人用“监护”的名义进行剥削，监护人必须使受监护的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交纳贡税，同时强迫他们无偿劳动。印第安人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自由。殖民者利用这些制度攫取了巨额财富，夺走了无数印第安人的生命；殖民地的农业、矿业、手工业在这种野蛮的制度下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十八世纪初，随着经济的缓慢发展，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剧，广大印第安农奴、黑奴的反抗斗争迫使殖民者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1720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废除了“委托监护制”。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以秘鲁图帕克·阿马鲁为首的印第安人起义的直接打击下，形式上废除了“米达制”。与此同时，在大庄园制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封建农奴制度--“债役农制”。它是地主用债务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强迫他们无偿劳动的制度，是独立战争前在农业、矿业、手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关于西班牙美洲的“债役农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奴隶制采取债役这种隐蔽的形式。由于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人，而且连他的家族实际上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13）在巴西一开始就盛行种植园奴隶制，大种植园主占据土地，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广大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奴隶制的压榨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在宗主国鼓励下，从十六世纪起，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新格拉纳达的金矿开采发展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殖民地商业和手工业的活跃。十七世纪产生了中等商人阶层。但是，在殖民地时期，商业资本依附于封建大庄园经济和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手工业在矿区、中心市镇、大庄园所在地，受到封建农奴制的压抑，受到排他性的封建行会组织的束缚和限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虽然从十七世纪起拉普拉塔地区的手工业得到发展，在内地各省和沿河两岸兴起了羊毛加工、棉织、面粉、酿酒、腌肉、马用套器、皮革、造船业等（14），但是直到独立战争前夕，并没有充分的史料说明在拉美哪些地方萌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交，尽管墨西哥出现某些供应地方市场的手工业，“雇用”了二百一十五名工匠和一千五百名工人，还有三百家以上的小型作坊（15），但是在这些手工工场内，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自由雇佣劳动，劳动者不是囚犯，就是工场主的债务奴隶。再说巴西，1798年它的三百二十五万人口中，就有二百万是奴隶。有人根据殖民时期统治者用暴力迫使印第安人脱离生产资料的现象，说明巴西在十六--十八世纪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16），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不发达的发展》一文中，把巴西比一般亚非国家更早地卷进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同它自身的生产关系混淆起来，也认为巴西自十六世纪起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种看法，也很难令人信服。我们知道，截至十九世纪初，虽然巴西的种植园经济具有较明显的商品化和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特点，但仍是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巴西种植园经济资本主义化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
    因此，就整个拉美来看，在独立战争前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明显发生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早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受着殖民地封建农奴经济或奴隶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制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地理条件特殊、交通落后、内部市场不发达的拉美，比在别的地区更加强大。商品经济的某些发展，被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我们“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7）
    殖民时期的拉美同北美存在着根本区别。在英属北美，很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手工工场；在存在大量自由农民的条件下，农业人口中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分化。而在拉美，根深蒂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窒息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葡殖民统治者、土生白人大地主、大矿业主、大作坊主同广大的印第安人、黑人和处于社会下层的各种混血种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性矛盾。
    首先，宗主国为了搜刮财富，在拉美垄断贸易、限制生产，直接影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西班牙严禁殖民地和别国通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贸易由西班牙贵族和富商组成的贸易公司实行垄断，并且受代表国王和大贸易公司利益的“西印度贸易署”的监督；垄断商人禁止殖民地生产由他们供应、贩运的手工业品，禁止殖民地种植葡萄、橄榄树、桑树，禁止殖民地生产棉织品和毛织品，不许殖民地开采铁矿，制造铁器；殖民地不得不把棉花和羊毛贱卖给宗主国商人，并从他们那里购买昂贵的制成品；西班牙王室对盐、水银、纸张、烟草、火药、扑克、斗鸡等实行专利卖买，在秘鲁的卡亚俄港和利马的西班牙垄断商人把商品转运到拉普拉塔地区，就能牟取十倍利润。此外，进出口税、销售税、纸张税、矿产税、土地税、人头税和其它赋税，使殖民地大部分财政收入流进了宗主国的国库。人口只有印度五分之一的墨西哥，上缴西班牙国库的金额比英属印度交给英国的还要多一倍；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墨西哥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送到了马德里。西班牙王室自始至终把掠夺殖民地黄金、白银作为首要任务，拉美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金银产地。例如1545-1810年，秘鲁的波托西矿产银值八亿比索；1690-1808年，墨西哥所产黄金就值十五亿比索（18），这些贵金属都源源不断地运回了西班牙。因此，从宗主国来的殖民地高级官吏，包括总督、都督、检审法庭庭长、大主教、康苏拉多（19）的成员等所谓“半岛人”，不仅是印第安人和各种混血种人的压迫者，而且同土生白人地主、商人也有着直接的利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