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殖民地社会里，阶级压迫往往与种族压迫交织在一起，阶级矛盾常常以种族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欧洲人或有色人种血统的多寡，常常是区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社会最上层是“半岛人”，主要是殖民地政府的显贵和大商人。中等阶级的上层是土生白人，即殖民地的地主、牧场主、中等商人、自由职业者和行东，其中有的人还担任殖民地政府和教会的低级职务。中等阶级下层是小商人、成衣匠、鞋匠等手工业者，以及从事农牧业的小私有者，他们大都是以自由人身份出现的混血种人。社会的最下层是在债役农制桎梏下的印第安人、黑人、印欧和印非混血种人，他们被迫从事各种无偿劳动，没有任何自由，不能享受任何权利。因此，一方面，西、葡殖民者借助于土生白人地主对印第安人、下层混血种人实行残酷的压迫和统治；另一方面，经济上受到限制、政治上受到歧视的土生白人地主，以及受尽虐待和凌辱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也不甘屈服。
    但是，随着十七、十八世纪殖民地生产力的逐渐发展，拉美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在加速进行着。恩格斯曾指出：部落联盟是“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20）。在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前，拉美存在着高度发达的印第安文明，在中美、墨西哥和秘鲁出现了玛雅、阿斯特克和印加部族联盟。随着殖民地征服的扩大，大批欧洲人进入拉美，到十六世纪末拉美就居住着二十万纯西班牙人的后代（21）；十七世纪初，每年从西班牙来的移民达一千五百到二千人（22）。而从十六世纪开始，殖民者已从非洲贩运来大量黑人奴隶。因此，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黑人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开始了互相同化、溶合的过程。尽管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受到歧视和摧残，到十九世纪初，西属殖民地已有各种混血种人五百三十二万多人，在巴西也有六十二万八千人。这是拉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有人认为，拉美各民族形成的时间“一般地说都比美利坚民族早些”（23）。这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所有民族原是许多不同部落由于物质关系和利益，例如对他族的敌视等等而结成的。”（24）在拉美，印第安人把反对赋税和什一税的锋芒、黑人把反对奴隶制的矛头、土生白人把反对垄断贸易、要求同“半岛人”有相同权利的斗争，都集中到反对宗主国的民族压迫、种族歧视上。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土生白人常自豪地说：“我完全不是西班牙人，我是美洲人”；在墨西哥独立战争时，那些祖先原是西班牙人的起义者自称是蒙特祖马的后裔（25）。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形成中的民族共同心理，说明殖民地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结果，从十八世纪起，在殖民地存在着两大主要矛盾：印第安人等社会最下层人民与土生白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形成中的民族--包括土生白人在内的各阶层人民与宗主国统治者之间的民族矛盾。而在反对宗主国的斗争中，土生白人地主、商人及其知识分子又极力使他们同宗主国统治者的冲突赋予全民族斗争的性质。
    二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特别是七年战争（1756-1763）后，西班牙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进一步激化了它同殖民地的矛盾。
    首先，西班牙采取了所谓贸易“改良”措施。1717年，“西印度贸易署”从塞维利亚迁到濒临大西洋的港口加的斯。1748年废除“双船队制”，准许西班牙商船与殖民地自由通商。七年战争后，又陆续增加宗主国同殖民地进行自由贸易的通商港口，并准许殖民地之间自由贸易。1797年，准许中立国的商船通过西班牙港口后同殖民地自由贸易。采取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班牙本国商业的发展，以及它抵制大量外国走私和贸易的企图，但是并没有改变西班牙垄断贸易的实质，只是在“大垄断、小自由”的政策下加强对殖民地的财政控制，并缓和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日益表面化的矛盾。
    在西班牙实行“改良”措施之后， 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贸易有很大增长。1753年为一亿七千一百九十万法郎，1784年为四亿三千零十万法郎，1800年增加到六亿三千八百八十万法郎。随着出口商品增多、殖民地内部市场扩大，土生白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自由农民、牧民转变成庄园主、牧场主的趋势有所发展。1778年把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列为自由贸易港之前，当地大地主、大牧场主、出口商人要求把该港辟为同西班牙进行自由贸易的港口，而1778年后，他们则进一步要求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商船自由进行贸易。1792-1796年间，拉普拉塔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为七百二十万比索，其中出口约四百七十万比索，进口只有二百五十万比索，每年平均贸易顺差二百万比索。179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地区的畜牧业主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当年屠宰的六十万头牛羊，本地只能消费十五万头，其余四十五万头需要出口；除了牛羊肉外，还可出口很多其他商品。1795-1808年间，由于西班牙卷入法英战争，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往来受到新的阻碍，土生白人地主、商人对自由贸易的要求更加迫切了。
    其次，西班牙强化其殖民地的政治控制。1718年，建立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1776年又建立拉普拉塔总督辖区。1767年，驱逐了与王室分庭抗礼的耶稣会传教士，王权得到加强。在1765年以后二十五年中，西属美洲殖民地除了新格拉纳达外，都建立了都督府，任命都督；原来掌握在土生白人手中的省、市级权力都由“半岛人”取而代之。这就加深了日益壮大的土生白人地主、商人对宗主国的不满。
    殖民统治时期，土生白人通常拥有仅次于“半岛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从十七世纪起，他们就掌握了当地的武装力量--民团，其作用是镇压印第安人反抗和抵御外国侵略。1741年，在卡塔赫纳抗击英国侵犯的战斗中，土生白人已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到1804年，西班牙留驻殖民地的常备军只有二万五千人，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民团则有十二万七千人。1806年6月，英国海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陆，西班牙总督索布雷蒙特临阵脱逃，其他殖民地官吏纷纷投降。但是，土生白人在占领军的前线和后方广泛地组织了抗敌斗争，终于在同年8月迫使英军投降。 接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生白人召开市参议会，罢免了潜逃的总督，任命利尼埃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为抗击英国重新进犯，爱国者组成了民族解放军。其成员除土生白人外，还有草原上的高乔人、印第安人和各种混血种人，以及在作坊和大庄园中劳动的债务奴隶。1807年7月， 以土生白人为首的拉普拉塔地区爱国武装力量再次挫败英军的侵犯，西班牙国王被迫承认利尼埃上将为代理总督。拉普拉塔地方武装力量的建立，不仅击败了英国人的入侵，而且沉重打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制度。它表明，宗主国在殖民地的统治者腐败无能，而殖民地形成中的民族却能团结一致地用武力战胜外国侵犯。可以说，1806-1807年拉普拉塔地区的抗英斗争是独立战争前西班牙殖民统治危机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