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它使殖民地人民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殖民统治；而独立战争的胜利，又反过来加速拉美各民族的形成过程，为建立民族国家创造了首要条件。民族独立是这次革命战争的主要任务，西、葡殖民统治的结束，一大批独立国家的诞生。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必须看到，拉美的独立战争是在殖民地内部资本主义因素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与北美的独立战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资本主义关系“不仅未被1810-1826年的各种事变所破坏，而且相反地，它的作用和意义增长了”（27），封建大庄园制在独立战争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福斯特所指出的“革命仅不过是换了主人，换了土生白人来代替西班牙人”（28），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废除了垄断贸易和其他束缚殖民地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和法令。福斯特认为：“在拉丁美洲，大地主开始为了输出而扩展和增加出产，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地产变得更象资本主义的大农场而不大象典型的封建大庄园了。这是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29）应该说，这是指经济上较发达的少数几个国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出现的情况。就整个地区而言，农村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才逐步取代传统的封建大庄园制。独立战争后，旧式的大庄园制基本上未曾触动，土地集中的程度有增无已；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单一作物制的倾向反而加强了。拉美各国的大地主、大商人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经营出口农畜产品的大庄园主，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迫切要求扩大对外贸易，这正好同贪婪的欧美资产阶级向拉美渗透的欲望不谋而合。结果，拉美各国重新落入对外国经济的附属地位。当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最终出现了它们的对立物--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第三，取消了君主制，出现了共和制。列宁指出：“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权。”（30）在拉美产生的一批新的共和国，虽然一般地说有利于独立战争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无论在独立战争时期或在战争结束之后，拉美的君主制倾向一直很强烈。在巴西独立后，葡萄牙王室的两个皇帝继续统治达六十余年；墨西哥的伊脱比特和马克西米连在保守派大地主和教权派的簇拥下当上皇帝；海地很多革命领导人宣称自己是杰克第一、亨利第一；在拉普拉塔地区，包括圣马丁等都主张组成君主立宪国、把王位给予欧美有王室血统的人，只是没有成功才选择了共和制的道路。不少独立战争的将领都公开主张君主制和独裁制，封建专制制度以终身总统、军事独裁者的面目出现在拉美历史舞台上。宪法多如牛毛，选举视同儿戏。大地主、高级僧侣、大商人加入统治者的行列；他们坚持对选举权的限制，赞成担任官职的财产资格。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是独裁还是民主、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仍是独立战争后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
    第四，废除了宗教裁判所。独立战争期间，天主教会的立场是敌对的。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教会地位受到削弱。而宗教裁判所的废除，又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在拉丁美洲广泛流传。但从根本上说，天主教会的经济和政治特权毫无触动。拉美各国独立之后，大多在宪法中规定罗马天主教是国教。教会的财产、权力在独立战争后反而有所扩大，箝制思想发展的反动作用仍旧存在，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同盟者和工具，起了国家机器所不能起的作用。
    第五，在某种意义上说，独立战争削弱了奴隶制。西属美洲有奴隶八十万，其中一半在西印度群岛上；而巴西的奴隶比这还要多。为了动员广大奴隶参加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不少独立战争领导人曾把废除奴隶制写进他们的斗争纲领，有的正式把参加爱国者队伍的奴隶宣布为自由人，有的还颁布了“出生自由法”。这当然对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保证作用。但是，有些独立战争领袖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惧怕并瞧不起黑人和印第安人，并没有真正废除奴隶制；拉美正式废除奴隶制还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事情。那时，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奴隶经济显得更不“经济”了，在广泛开展废奴运动和奴隶斗争的影响下，奴隶主在得到一笔赔偿费后才不得不同意废除奴隶制。但解放了的奴隶多数又沦为债务奴隶，只有一小部分人进入城市，补充了失业者的行列。
    第六，独立战争曾缓和了对印第安人的剥削。有些地区曾一度废除过人头税。这种情况同宣布废除奴隶制相同。但是，印第安人的处境并没有经过独立战争而得到改善。从总体上看，在独立战争期间，拉美大地主和天主教会拥有的大量土地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还保留着大土地所有权和长子继承权的封建法律，这就使大庄园制在独立战争之后进入了最后形成阶段。而大批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将士和所谓开国元勋成为新的地主阶级，大量的“国有地”转到了他们手中，又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大量“公地”，发动过“荒漠远征”。在墨西哥，“独立后一百年间印第安人毫无所得”（31），广大印第安人继续成为依附大庄园制的债务雇农。正如福斯特所说：“大庄园制仍象一个重负似的套在拉丁美洲各民族的脖子上，而构成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进步最基本的障碍之一”。（32）
    从以上几项独立战争的成果来看，1810-1826年拉美独立运动主要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在内部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获得应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通过战争，解决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对抗性的民族矛盾。殖民地内部的生产关系得到了局部调整。但是，独立战争之后，土生白人地主、商人与广大印第安人、混血种人、黑奴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继续发展。就摆脱西、葡殖民统治来说，独立战争在客观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部任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就殖民地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没发生多大变化来说，解放生产力的进步意义则受到很大限制。战争本身固然并不表现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战争的结果也没有为拉美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提供多少余地。拉美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肇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这是因为外国资本进入拉美以后，一方面阻碍了拉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为着外国资本渗透和剥削的需要，又不得不在客观上造成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有利条件。独立战争后，资本主义在拉美的发展，比起西、葡殖民统治时期是较为有利的，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带有畸形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