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1913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实地调查好太王碑时，曾遇到当地拓工初鹏度（初天富），初告诉关野，30年前他受知县之命拓碑，因碑面长满长华（苔藓）无法捶拓而以火焚碑。焚碑后，部分碑面被毁，碑字剥落（参见关野贞：《满洲辑安县及平壤附近的高句丽时代遗迹》，《考古学杂志》，1914年第3、4期）。从1913年向前推算，烧碑时间约在光绪八年前后。
    ⑩参见李进熙著《广开土王陵碑之研究》，吉川弘文馆，1972年；同氏著：《好太王碑与任那日本府》，学生社，1977年。
    （11）武田幸男：《广开土王碑研究的现阶段》，载《广开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第247-251页。
    （12）王健群著：《好太王碑研究》，第30页。
    （13）谈国桓：《手札》，后被收入《辽东文献征略》、《辑安县志》、《奉天通志》等书。
    （14）叶昌炽：《奉天一则》，收入《语石》，苏州振新书社，1909年。
    （15）关于酒匂本的用纸总数，各家记述有所不同，一说为131张，一说为138张，这里我们采用的是李进熙的统计数字。（参见李进煦《好太王碑与任那日本府》，第14-15页。）
    （16）武田幸男：《广开土王碑研究的现阶段》，载《广开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第254页。
    （17）关于傅乙本的面貌及其拓制特点的介绍可参见高明士著，竹下广美译《台湾所藏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载于《季刊邪马台国》第22号，1984年；武田幸男著：《广开土王碑研究的现阶段》，载于《广开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
    （18）关于水谷本的具体拓制年代，研究者之间有不同见解。王健群主张1887年说，认为水谷本可能是谈广庆于甲午战争时失于金州衙暑的两拓本之一。（参见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但王氏的此说仅仅是一种推测，没有提出更具体的证据。武田幸男主张1889年说，他根据原石拓本的比较，认定水谷本与任昌淳本是出自同一拓工之手，而任昌淳本题跋中明记该本是拓工李云从1889年带回京师的拓本之一，因而水谷本的拓制年代也当在这一年（参见武田幸男《广开土王碑研究的现阶段》），本文赞同武田的观点。
    （19）参见高明士著，竹下广美译《访劳贞一院士，谈高句丽好太王碑》，载《季刊邪马台国》第22号，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