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总喜欢称希腊世界以外的异邦人为“野蛮人”或“蛮族”。到亚历山大时期人们批评了“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野蛮人两大等级”的思想。埃拉托色尼认为：“较好的做法是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野蛮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⑩。亚历山大则“命令一切人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家乡，……把好人当作亲人，把坏人当作外人”（11）。他梦想的世界是：既没有雅典人，也没有斯巴达人；既没有希腊人，也没有波斯人；没有种族区别，只有奴隶与自由人。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来当所有人的统治者和调解者”，因此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国”（12）。他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和谐、友爱的气氛，一种希腊文化甚至于超越其上的生活方式，把世界变成和睦统一的楷模。可以说，这种“矢志不渝的理想是亚历山大的荣耀”（13）。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
    亚历山大很清楚波斯帝国内部的脆弱：民族矛盾尖锐，各地总督对皇帝貌合神离。他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大流士一世或薛西斯时代的波斯，而是软弱无能的大流士三世时代的波斯。当时希腊的商人、冒险家、旅行家、医生早已散布波斯各地。希腊雇佣兵在波斯军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波斯军队的主力。亚历山大与波斯军队激战时，波斯的指挥官就是罗得岛人迈农。伊索斯会战中有三万希腊雇佣兵为大流士卖命（14），直到大流士三世被杀时，还有四千人的希腊雇佣兵卫队。波斯已不再依仗其取胜的弓箭手，而是靠希腊雇佣兵和伊朗高地的骑兵。就连大流士一世修筑的联结帝国的宽阔道路网也被亚历山大所利用，成为迅速集结马其顿方阵与精锐骑兵的有利条件。
    与波斯衰落相对应的是希腊城邦危机。奴隶制的高度发展，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希腊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整体，而政治上各邦的分裂状况则无法解决希腊世界的法律和社会秩序问题。分散独立的城邦与希腊经济文化相比，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无论从哪方面讲，城邦制度已不能再成为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美好制度。区域性的城邦制度成为阻碍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亚历山大决心要打碎这种枷锁，去实现世界主义理想，决计使“主权的城邦制度必须让位给更高水平的新型国家”（15），即世界帝国，是不能难住他的：亚历山大世界主义基本上得到实现；世界局势按他的构想而发展；他开创了希腊世界的“外部极盛时期”（16）。
    三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满怀“希望”开始东征。前331年，他率军进入巴比伦，戏剧性地亲自点燃火炬投进波赛波利斯皇宫，宣告古老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灭亡，新的世界帝国的诞生。十年东征，正是亚历山大实现世界主义理想的实践。他将希腊的民主政体推行到东方，消除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区别，把希腊公民移植到帝国的每个城市。他对西南亚和北非的军事行动不在于征服，而是要彻底永远地合并在统一的世界之中。他认为与波斯的战争并不是出于和大流士的个人恩怨，而是为理想而战。伊索斯会战后，大流士向亚历山大提出议和条件，愿出一万塔仑赎回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建议把幼发拉底河以西广大土地割给亚历山大；请求亚历山大娶他女儿为妻，互相修好，成为盟邦。这些条件在马其顿将领会议上宣读后，大将帕曼纽说，如果他是亚历山大就会同意这些条件，停止战争，不再冒险。亚历山大回答说，如果他是帕曼纽，当然会这么办，但他是亚历山大。为稳定帝国、融合波斯臣民，大流士三世死后，亚历山大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擒获杀害大流士的柏萨斯后，亚历山大召开有马其顿将领和巴克特里亚贵族参加的审判大会，亲自以公诉人身份指控柏萨斯犯有弑君罪，当作全体波斯人，用波斯习惯处以柏萨斯极刑。他希望通过此事将波斯贵族吸引过来。从前328年起，亚历山大把当地贵族作为自己的支柱。攻占粟特人地区后，不仅归还贵族财产，让他们仍做当地统治者，而且还赏赐那些帮助过他的当地头面人物（17）。
    定都巴比伦后，亚历山大基本上保持了波斯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使希腊的民主政治与东方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要求产生新的结合和新的特征、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亚历山大对波斯的代表人物，采取同希腊人平等对待的原则；对降臣采取宽容态度。不论是何国籍，部族都可以是希腊人。他吸取波斯人共同管理帝国，将三万名波斯青年带到苏撒，“给他们穿上马其顿服装，按马其顿军训制度进行训练”，组成骑兵队伍。与此同时，一股前所未有的殖民浪潮开始席卷西南亚。随亚历山大东进的有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涌往由亚历山大所建立的新帝国和新城市。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融合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溶炉，也成为传播希腊文明的中心。在这些城市中，亚历山大世界主义和谐理想得到实现。他们象希腊本土一样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希腊的神庙、剧场、艺术和文学以及希腊的商业、科学与语言已遍布帝国各城市。整个帝国沿袭的是波斯君主统治方式，而各城市沿袭的却是希腊的民主政体。使人费解的是：在亚历山大帝国，本来水火不相容的东方专制与希腊民主政治竟能如此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不得不归结于亚历山大的世界主义及其成就。
    亚历山大世界主义还要使希腊本土已经衰微的经济重新振兴起来。希腊文化和经济生活的传播“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和工匠（16），他们进入东方后，在城市中从事商业贸易，投机经营、贩卖奴隶和开设手工作坊。他们掌握了城市乃至帝国的经济命脉，促使经济复兴和商业繁荣。亚历山大把阿契美尼德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投入到流通领域，用来推动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有人估计，亚历山大仅在埃克巴塔那城一地所获储藏的财富就有四千万英磅之巨。他并没有让这笔数目惊人的资金投闲置散，“他把从来死藏着的大量贵金属，用铸币的形式，投入到流通过程，把不生产的财宝转化为经营资本”（19），用来兴建城市、安置老兵和移民、兴修水利、推广先进手工业农业技术、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等。亚历山大建立的统一的货币制度和增加的贵金属的流通量，使正在随着东征而逐渐活跃起来的世界商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于是，“又使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复活起来和繁盛起来了”（20）。各民族各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空前繁荣、联系普遍加强、形成一种古代世界经济生活中的和谐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