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民党之对于政府也，必先提出要求之条件，要求而不纳，然后有示威之举动，无 不如此者。吾侪躐等以为之，则政府不知吾等意向所在，而国民亦不知吾等之宗旨为何 ，纵掷数人之头颅，亦不过等诸无意识之作为。而吾侪之主义，终难暴白于天下。惟先 将主义标出，能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一出于公，而不杂以一毫之私，使政府 有所择取，使国民有所依，然于将来或不至全无影响。此吾侪今日之苦心也。政府之无 可望，则久已知之矣。谓因此恐荒功课，骚动学界，则吾侪岂于今日而欲全数之辍学哉 ?亦先以意见书，公举数人送之政府，其余则仍可日夜并学，以待政府之任使。倘政府 必举立国之三要素，甘心委让于人，而国民是仇，则公等虽有学问，又安所归，将抱是 以为作贰臣之贽献乎？则非吾侪之所及知也。
    难者又曰：外人因将甘心于我，吾侪又不自韬晦而标帜焉，是予人以口实，而自自速 其亡也。应之曰：吾侪非欲学义和团者也。固吾边圉，守吾应享之权利，对于政府而有 所要求，皆吾所应为之职分也。如是而欲干涉焉，是不以国待我，而以无主权之奴隶待 我也。吾子亦或安之？则无不可安之也。夫无主权之国，尚于正当之防卫，上国不得而 干涉之，况吾未至于是者乎？人将割烹我，即抵拒而亦以为不当，必束手以待毙，竖尽 古今，无此学理。畏事而至于如斯，非吾之所敢闻也。
    难者又曰：君之言至矣，无以难矣也，虽然无实力以副之，恐终难免虎头蛇尾之诮， 子虽至诚，能必人之从乎？应之曰：吾侪之能力薄弱，诚如子之所言也。虽然，岂可以 是自馁乎？虎头蛇尾，吾必求所以不至于蛇尾者，万不可恐其将至于蛇尾，而先隐其头 也。吾侪但视事之当为与否，岂以人之从违为定。况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各国之政党 ，俱以一二人之原动力，久之而推行全国，未见有无人从之者。吾子但自问真心从事否 ，于他人可无须问也。
    言至此，客无辞而退。更有昂然而进者曰：吾侪平日之所主张，非革命乎，今仍欲倚 赖于政府，何其进退失据也。则应之曰：政府之将以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与外人，一 弹指间也。而吾子之革命，旦夕可举乎？吾恐议论未定而条约上之效力发生，已尽中华 之所有权移转于他人手矣。则何如要求政府，与之更始以围（图）存乎？若其不能报复而 止也，无所谓革命也，故吾侪必先以条件商之政府，政府而果如所请也，夫又何求。不 然岂特吾子，吾侪独能默认政府之卖我以求利者乎？若于此时徒为高阔之论，而不见有 实行之期，则非所敢附和也。
    答问既竟，悉书之于右。以待他人之执前词以相诘难者，乃更为同志告曰：数年以来 之学生，非所谓将来世界之主人翁者乎？当此灭亡之大风潮，而竟寂无所动试，一翻平 日之议论，其于心有少许之滋愧否耶？吾侪之欲以救亡要求政府也，非谓如是即可以救 亡也，乃欲以求吾致死之所也。政府能与吾侪共致死于外人，则外人乃吾侪致死之所也 。政府必欲以吾侪送之于外人，则政府乃吾侪致死之所也。吾侪固有九死而无一生者也 。然吾侪即不欲死，而外人必欲死吾政府，必欲死吾。死仍无可避也。死有重于泰山， 有轻于鸿毛者，道在诸君自择之也。吾侪意绪已乱，罔知大计之所出，揭其见之所及者 如此，匡正而指摘之幸甚。右书订二周内北上实行，拟用留学生全体名字，有志偕行者 请至神田西小川町フ一东新社商订出发，反对者即请函告，否则作为默认。（注：日本 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明治32年8月。）
    需要说明的是，警视总监安立钢之在将陈天华此文呈递外务省之后，颇受当局之注意 。日本政府不愿意因陈天华这样的举动而得罪清政府，因此他们在禁止陈天华在东京散 布此文的同时，还将陈天华的这篇文章加上了封套妥为保存。封套以中文手写《要求救 亡意见书》，扉页下面还注明“外务省东京千代田区霞ガ关二丁目2番1号，电话东京 （580）3311番，邮便番号100”（注：《关于清国留学生行动》，甲密字第13号，明治38 年2月2日。）。
    在外患日逼、情形危迫之下，陈天华认为，革命非旦夕可以发行之事，因此，转而“ 以救亡要求政府也”。陈天华的这种政治立场，与梁启超之影响殊有关系，《宋教仁日 记》1905年1月31日日记揭示：
    三十一日阴
    午正，黄庆午来，相商阻止陈星台北上之行。以星台前对余说有曾谒梁卓如及屡次通 信之事，遂以改变宗旨、受保皇党运动责之。庆午乃约明日至渠处开特别谈判，余允之 。（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2页。）
    可见，陈天华作为革命宣传家，在某些方面与梁启超等维新派有相通之处，而与宋教 仁、黄兴等革命派人物有着不同的个性。
    在要求政府救亡的同时，陈天华又提出如果“至于警告而不听，则吾侪自必有继续之 行为，决非仅如公车上书之故事也”。他认为，在拯救祖国即将被瓜分的危机问题上， 留学生有理性，不是义和团，“惟先将主义标出，能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一 出于公，而不杂以一毫之私，使政府有所择取，使国民有所依，然于将来或不至全无影 响。此吾侪今日之苦心也。”陈天华特别批评了那种“谓因此恐荒功课，骚动学界”的 观点，认为它只是“先以意见书，公举数人送之政府，其余则仍可日夜并学，以待政府 之任使”。这同陈天华在日后留日学生反对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浪潮中，开始时表 示沉默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陈天华一切以国家利益为第一要义，他明确指出，“当此 灭亡之大风潮，而竟寂无所动试，一翻平日之议论，其于心有少许之滋愧否耶？吾侪之 欲以救亡要求政府也，非谓如是即可以救亡也，乃欲以求吾致死之所也。”
    陈天华的这篇传单最后还宣称，“右书订二周内北上实行，拟用留学生全体名字”。 陈天华的要求受到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反对。
    随着《要求救亡意见书》的发布，它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即使是在湘西 学会例会上，亦争论不休，有人“不赞成要求政府之说”，但“亦有赞成者”。黄兴与 宋教仁持坚决反对立场。后来在1905年1月30日湘省同乡会上形成一致意见。宋教仁是 日记曰：
    三十日阴辰正，往锦辉馆，赴湖南同乡会。时至者约二百人，皆决议不赞成要求 政府之说，而主张全省独立自治，至午正始散。（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 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2页。）
    同时，日本警察亦出面干涉此事，他们深恐陈氏之举动会引来麻烦。陈天华的赴北京 要求救亡之行动亦宣告终止。然而，如果从思想深处来考察，陈天华此文是经过深思熟 虑后提出的，虽然他没有实现此次救亡意见之行动，但其对留学生运动该如何发展等重 大问题上，很难说同黄兴、宋教仁之认识完全相同，陈天华有自己独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