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庆，指总理衙门大臣庆新王奕劻，樵野，指张荫桓。由翁氏此则日记观之，俄国舰队南来，是履行《中俄密约》的义务，赴胶澳“与德诘难”，而实际上纯系欺人之谈。俄兵船南来的真实目的并非赴胶澳，而是企图侵占中国领土旅顺大连湾。因此，在俄船已出发而未到中国之前，李鸿章出面制造烟幕为俄开脱，并且进一步欺骗清廷。近日笔者新发现的张荫桓致翁氏密札谓：“今日仪公在署言，曾晤俄署使，谓德船并非久占胶澳，俄船不往云，省此枝节，前此騦过虑，徒自苦耳。奖案奉准，欣幸无既，容晤言。即承道安不一，名心叩，十月二十七日。”（注：该札系翁万戈先生提供，原文未署名，由字迹判断应为张荫桓手书，下同。）
    上文中仪公，系指李鸿章。翁氏二十四日（11月18日）日记称，俄使臣言其兵船只赴胶澳。时过三日，李又以“德船并非久占胶澳，俄船不往云”。既然不往胶澳，已出动的俄兵船只好停泊旅顺大连。李鸿章与俄使臣出尔反尔，为俄国占领旅顺大连已埋下伏笔。
    非但如此，当光绪帝正式下令翁同龢与张荫桓同德国使臣交涉胶州湾问题时，李鸿章则极力从中制造事端，破坏中德之间的谈判，以使俄国从中得利。其手法之一是将中德会商条款向外泄露。据德国公使海靖十一月初三日（11月26日）照会称：“十月二十六日所开六款，失信泄露于它国公署，以至外国商人均知此六款。两国尚未失和，不能将彼此商办之事与它国言明，似此粗鲁失信……不但违背各国往来规矩，而且令外人生疑。”（注：翁万戈先生提供德使海靖照会抄本，该照会亦收入《胶澳专档》。）海靖所指的正是李鸿章。李鸿章是在为俄国的介入制造机会。
    李鸿章十一月十六日（12月9日）还有一封信致庆亲王奕劻，谈到他同俄使臣交涉情形。该信称：“申正往晤俄使，告以我国正与海使议结教案，并胶澳退兵之事。倘该国允结案而不允退兵，再烦俄廷帮助力劝。渠谓：以友谊而论，俄国故不能漠视；以大局而论，俄尤不容其久踞。姑少缓再说，再电报其外部酌办。该使颇以英水师提督来胶为疑，谓：若英、德一气勾结，此事将不易了。”（注：致庆亲王函，原件（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翁万戈先生提供。）李鸿章的所谓：“英、德一气勾结，此事将不易了”，是在为俄、德勾结打掩护，制造假象以转移清廷注意力，其手法狡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更有甚者，当光绪帝下令翁同龢、张荫桓赴德国使馆交涉后，李鸿章企图公开阻止翁、张与德国交涉，而由他出面向俄国求情。张荫桓还有一封密信致翁同龢谈及此事：“今日甫到署，仪公接晤俄署使后，意兴甚豪。云托以代索胶澳，俄署使欣然发电。此澳决非尔两人所能索回。恳以稍缓需（须）臾，容我两人索不回时，再设法（此系公法--原文夹注）。仪公不允。筠丈和之。当会晤时，仲山婉阻，（筠丈嗔目视之--原文夹注）不纳。仲山即回西堂，续阅回答。托俄之言甚切实，恐生波澜。仪公又言，我一人主意，有乱子我自当之。竹使电言，王弟之来，并非加兵之意。此电颇详，已令抄呈矣。即承钧安不一。名心叩。”（注：致翁同龢，原件，原函未署名，翁万戈先生提供。）
    这封密信涉及人物颇多，稍作注释如下：筠丈，系指许应骙，总署大臣，与康有为同乡，但思想守旧，仇恨新政，故追随李鸿章之后而反对翁同龢。仲山，系指廖寿恒，刑部尚书，在总理衙门行走，为翁同龢所援引，百日维新中同情新政。竹使，系指许景澄，时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王弟，系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当时正在准备对中国进行访问。
    张荫桓的信勾画了李鸿章目空一切，藐视同僚的狂悖做法和受俄人愚弄而不自觉的蠢态。非但如此，在俄国军舰即将到达旅顺时，李鸿章不经朝廷允许，居然自做主张，引狼入室，造成严重后果。翁同龢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4日）日记记曰：“未初赴总署，与樵野商酌……日使告李相划一策，谓以胶暂租与德，是解围之法。今夜巴使访李相，未知其意。夜李函云：巴言俄二舰明日到旅顺，已电北洋矣。”
    翁氏日记中所提到的李氏致庆亲王奕劻函，对了解俄国真面目，亦十分重要，现征引如下：“顷俄巴使来言各情，已详致北洋电内。据称：接外部及水师提督电，已由长崎起碇赴旅，明晚可到。侄不得不速发密电，详告北洋，俾无误会。希转呈邸鉴。旋叩以杨使电意，巴谓：外部尚未详及，恐杨有误听误传之处。俄意实不愿德久据胶，更不愿英窥旅大。英船现集烟台而窦使讳言之，殊叵测也。询以德于胶澳若有骑虎难下之势，可否将胶澳作为公共通商口岸？巴谓：此亦调停之法，但欲借酬德人归辽美意，或于胶岸觅一屯煤设栈之地。如长崎亦通商口，日人另给地与俄屯煤，仍无碍各国通商，即当将此意电告外部，相机与德廷商之。敢密布闻，手肃。奉颂钧祺。侄鸿章，顿首。二十一戌正。”（注：致翁同龢函，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翁万戈先生提供。）
    上文中的杨使，系指驻俄使臣杨儒。巴使，指俄国驻北京署理公使巴伯罗福。李鸿章声称的托俄收回胶澳的办法，是想把胶澳当做通商口岸。然而，俄国外交部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因此，所谓通商口岸只是俄国使臣与李鸿章之间玩弄的一场骗局，杨儒早已致电清廷，而李鸿章则称之为“杨有误听误传”，继续隐瞒俄国真实意图。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俄国军舰即将到达旅顺时，俄使不通知总理衙门，而是提前一天通知李鸿章本人。李鸿章得到俄舰来华的消息，不是请示清廷，而是擅自先“速发密电”给北洋，然后再给翁氏写信。李鸿章为讨好俄人，做出许多超越职权范围的举动。翁氏日记称：恭王奕看过李鸿章此信后，“邸亦无语”，说明奕对李鸿章亲俄行动也是默许的。
    李鸿章发给北洋的密电，略谓：“密。顷据俄巴使来言：接本国电闻，英欲窥旅顺大连湾。已调俄水师提督列吴诺福带俄舰三艘，由长崎往旅顺暂驻，约二十二晚或二十三晨必到。一杜英人窥伺，一催德退胶湾。到旅后请令宋提督及船坞委员等照料一切。俄系实心亲密援护，决无他意。并令兵丁勿上岸，求格外机密。谕军民勿稍惊异等语。希转电宋提督知照，并随时用密码径电总署。”（注：致北洋密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翁万戈先生提供。）李鸿章把俄国的侵略行为说成“实系亲密援护，决无他意”，并令兵丁“格外机密”，“勿稍惊异”，完全充当了俄国侵略旅大的马前卒。据翁氏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0日）日记称：“李相又派萨荫图赴旅顺当俄翻译，不谋于众，独断独行，奈何！”李鸿章同俄国的交涉，往往是背着清廷秘密进行的，有许多勾当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在派萨荫图担任俄语翻译时，自然不能同总理衙门大臣商议，翁同龢无权干涉，只能徒唤奈何。
    翁同龢在胶州湾谈判中，备受屈辱，费尽唇舌，但是收效甚微，他长时间被李鸿章蒙在鼓里，直到最后才有所觉悟。他在致张荫桓密信中称：“俄船由仪公召来，当有法退去。吴王致仪公电，仆不知也。商埠，巴使欣然，而外部怫然。巴使与仪公如何说法，仆亦不闻也。以大局论，我于胶口粗有补救，而不能舒各口之祸，终成危局。以一端论，英以均沾之说挟制我，俄又借英挟制者添一层挟制我，我将何术以处哉？仪公卸责而我辈任咎，奈何！”（注：致张荫桓函，转引自高阳《翁同龢传》，香港博益书局1986年版，第396页。）
    李鸿章在胶州湾危机期间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慈禧做靠山。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光绪帝试图掌握全部政权，而慈禧却不愿轻易让出权力，她虽然退居颐和园，但仍然千方百计任用私人，安插亲信，牵制光绪帝。李鸿章就是慈禧信任与安插的重要亲信之一。慈禧正是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奉行亲俄政策。在清宫档案中，还有许多未刊资料，说明慈禧已经深信李鸿章编织的亲俄神话，认为俄国可以使中国摆脱困境，“二十年相安无事”。由于李鸿章的配合，使得俄国不动一枪一炮，就占领了旅大。因此，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1898年3月16日）俄国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密电俄财政大臣云：“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五万两，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你深致谢意。”（注：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0页。又见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375页。）李鸿章利用胶州湾危机发了一笔横财，这是我们研究李鸿章在胶州湾危机中编造谎言、欺骗同僚、甘心为俄国人充当说客时，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
    在胶州湾危机期间，还有慈禧的另一个亲信，即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的动向，也应予以重视。他是一个没有出场的角色，但是对于清王朝的命运却至关重要。我曾经在李鸿藻的私人档案中发现他的儿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密信，谈到荣禄在胶州湾危机中的行动，该函略谓：“荣立五军，本以主战为名，曾见语云：胶州之事，恭邸所误。彼时曾请带兵赴战，不许。为今之计，与其不战而失地，不如战而失地。”（注：致张之洞函，光绪二十六年，未刊原稿。）这封密信提到的荣禄五军，指庚子事变中，荣禄主战，动用武卫五军对付列强，故此信应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荣禄是清廷执掌军队的核心人物，他曾试图以战争方式解决胶州湾危机，被恭亲王奕所阻。然而，荣禄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他看来，用武力对付外国势力的侵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胶州湾危机后，他建议清廷把董福祥的甘军部署到京畿地区，并且建议清廷加速军队改良，以对付外国势力，他的这些措施为日后义和团事件发生又埋下了种子。
    胶州湾危机交涉的结果是德国占据胶州湾，俄国占领旅大，英、法等国援引最惠国条件各有所获，中国的民族危机变得极为严重。清廷的派系斗争亦越演越烈。
    作为帝师的翁同龢亲自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时，深感“以山东全省利权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他把这次同德国的交涉视为一生中“最憾最辱之事，何时雪此耻耶？”（注：《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终于认识到，中国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改变被人欺凌的耻辱境地，翁氏日记写道：“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谓从内政根本起，臣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也。退令值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之旨。”这是翁同龢由胶州湾事件中得到的可贵认识。胶州湾事件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坏事，但是，它促使清廷上层统治集团矛盾加剧，分化改组，产生出以光绪帝及翁同龢为首的统治阶级改革派，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求新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光绪帝发出“若不给我事权，宁愿退位”的警告，翁同龢则力主“从内政根本变起”，所有这些都是在胶州湾事件刺激下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