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胶州湾危机中康有为的对策
    胶州湾危机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使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放弃在南方发展维新力量的努力，驱车北上，到达北京，直接领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维新运动。
    早在翁同龢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之前，康氏已经赶到北京，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还上海……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于是拟入京举此，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凇桂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7页。）康有为这里所说的“上书”，即《为外衅危迫，分割荐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又称《上清帝第五书》。他在这次重要上书中指出：“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强据胶州之事……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职诚不料昔时忧危之论，仓猝遽验于目前，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沈痼更深于昔日。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只死所，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竭尽愚诚，惟皇上自危览而采择焉。”（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1、202页。）
    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廷在甲午战败后，顽固守旧，拒不变法，是造成胶州湾危机的重要原因。他并且警告说，中国局势，危如累卵，英国的《泰晤士报》认为，德国在胶州湾所采取的行动“极得其宜”，值得各国仿效。这种局面“犹如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因此康有为主张清廷“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建议皇帝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考察外国经验，改革封建体制，设立国会，将重要的国家政事，交给国会讨论执行；并且借鉴外国经验，制定新的宪法；凡是年老疲软，没有出国考察游历的官吏，统统予以罢斥。只有这样，中国方能变弱为强，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才能止息。
    康有为这次上书所提建议是相当激进的。他认为在胶州湾事件后，皇帝如再不变法，中国将任人宰割，“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03页。）康有为的这些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守旧大臣，相反，被他们认为言过其实，很不吉利。因此他们将康的上书压制下来，拒不代呈给皇上。在变法大计无法付诸实行的情况下，康有为决定另外采取办法，挽救胶州湾危机。据其《自编年谱》记述：“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138页。）
    康有为为消弭胶州湾危机所采取的办法是替有爱国之心、变法之意的御史代草奏折，由他们向朝廷建言，实行自己的变法主张。康代御史杨深秀草拟的《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对了解维新派应对胶州湾危机的措施十分重要，现征引如下：“德人称兵犯顺，占我胶州，悍然挟我以六条难从之事，彼其意中以为无能制其死命者耳。我适当铁舰不备，海军未复之时，不得不向俄国求将伯之助，乃俄虽有兵舰，来泊旅顺，竟不闻杖义执言，立斥强横之举，盖倚人本难，集事而专倚一国，则尤未得计也。”（注：杨深秀：《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一档馆藏，外交类。）该折认为，与德国交涉胶州问题，不能过分相信俄国，因为“俄德固有旧盟，必不肯为我而绝德。兼闻德人未来时，其酋躬朝于俄，早已深谋坚约，而我无兵无舰，无以自立，俄岂能为我而出死力以保护我哉？”（注：杨深秀：《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康有为对俄国的分析，一针见血，颇具先见之明，比掌权的大老的确要高明许多。
    杨折还主张联结英国和日本，因为“处两大国之中，即无专倚一国之理也。俄与我陆路毗联，诚不可不与深结矣，而英铁舰二百艘，皆大倍他国，海军之强，万国无能与比隆者。今我专倚一俄，反足召英人之怒忌。且非止英而已，日本与俄有宿愤，亦必惧而协英以谋我，我将何与堪之……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卫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计也。”（注：杨深秀：《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
    面对胶州湾危机，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心急如焚，希望联合除俄国以外的国家来制服德国，而当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各怀鬼胎，没有一个会真正帮助中国解决危机。维新派的出发点虽然是善良的，但是许多主张是空想而不切实际的。
    康有为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据他的《自编年谱》记载，除杨深秀外，他还为御史陈其璋、王鹏运等人草拟过类似的奏折。他为陈其璋草拟的《外衅危迫极宜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而维危局折》，亦因胶州事件而发，开头即称：“窃闻德国兵据胶州，要索条款，借端教案，实为瓜分之谋，近闻旅顺大连湾有归俄保护之说，英遂不得不索舟山以扼长江，日亦不得不久踞威海，以图立足，庙谟未定，而分割已形，此皆甲午东事后，我未能发愤自强所致也。”（注：陈祖饴整理《清御史陈其璋遗草疏稿择要汇集》（稿本）第1册。）这里所说的清王朝拒不改革，而导致瓜分之祸，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所揭示的原因如出一辙。
    尽管有许多言官响应康有为号召，围绕胶州湾问题频频向清廷提出建议，但是对守旧的慈禧等人来说，这些论说是不值得理睬的。康有为颇感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解决胶州湾危机。因此，在失望之余，他准备撤离京师。就在他离开京师的前一天，在胶州湾谈判中备受屈辱的翁同龢来到他下榻的南海会馆，挽留他继续留在京师，并与他共商辅助光绪帝进行变法大计，从而为维新运动的展开掀开了新的篇章。
    关于翁同龢挽留康氏的细节，在康有为诗集《怀翁常熟去国》中有较详细记载。康诗曰：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苦，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裙。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康有为对这首诗亲加注释，谓：“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342页。）
    在此之前，康有为多次想结交翁同龢，均未如愿，而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九日，翁同龢居然放下帝师的架子，来到南海会馆康有为的卧室，挽留康放弃南归计划，共谋维新。故康氏诗引用“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典故。翁同龢之所以能做萧何，是与胶州湾危机的刺激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