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轰动一时的即墨孔庙事件
    德国军队侵占胶州湾之后，引起山东军民不断反抗，两国之间时有争端。但这些争端大多是局部的，地方性的，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只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的即墨文庙事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使得在京城的知识分子无不感愤国耻，攘臂扼腕，士气愤涌，纷纷要求清廷与德国交涉，惩治肇事德人。这一事件无论是对京官，还是对各省在京的举人，都产生强烈的震撼，使他们认识到了朝不保夕、河溃鱼烂的亡国危机，对于变法高潮的到来，起到了促进作用。
    即墨事件是由山东孔了后裔与当地举人引起的。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1898年4月22日），来京参加会试的孔子孟子后裔孔广謇、孟昭武等17人和山东举人黄象毂等103人向都察院呈递公文奏称：“正月初一日有德国洋人率领多人，闯入即墨县文庙，将圣像四体伤坏，并将先贤仲子双目挖去，任意作践，为情理所难容。远近士庶传闻此事，无不愤懑，故请求总理衙门与德交涉。”（注：孔广謇等：《为残毁圣像公恳据情代奏折》，一档馆藏。）都察院以此事重大，故于闰三月初七日（4月27日）由左都御史裕德领衔，呈递给光绪帝。
    千百年来孔子在士人心中一直占有最崇高的地位。文庙是各地最神圣的庙宇，地方官亦经常于朔望在此行香，顶礼膜拜，当然不能容忍异族入侵者任意践踏，因此，污辱圣贤行为最能引起公愤。然而，山东举人的奏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它只是说“远近士庶传闻此事”，却没有一个举人说是亲眼目睹。当时，由于情势危迫，大家都感到有一种亡国灭种的阴影在笼罩着。因此这种消息最容易不胫而走，在参加会试的举人们中迅速传播。
    正在北京的康有为弟子梁启超等人闻讯之后，以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动员群众投入变法的有利时机，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德人毁坏山东即墨文庙的事传入北京，一时公车异常愤慨，先生尝联合麦孺博等十一人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文中麦孺博即麦孟华，亦为康门弟子；梁启超为了动员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还亲自撰写了煽动性很强的公开信，广为散发，并在天津《国闻报》全文刊登，其原文如下：“山东即墨县文庙，孔子像被德毁去，并将先贤子路像抉其双眼，我中国四万万人敷天痛愤，况在士人，同为发指。彼知我国势弱，而畏我人心未去，乃欲灭我圣教，先占我士气如何，若坐听其毁，则各郡县文庙，必继踵凌灭，四书六经必公然焚烧，圣教必昌言攻击。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咸在此举。顷者，公车咸集，宜伸公愤，具呈都察院代奏，请与德国理论，查办毁像之人，以伸士气而保圣教。凡我同人，读孔子之书，受孔子之教，苟忍坐视圣教之沦亡，则是自外衣冠之种族。单列请书姓名，并注科分、省分，以便汇列附上，呈稿传览。此事经都察院堂官领衔，全台列名，已于初八日上折。山东京官、公车，亦于初六递呈。事关公愤，非一二人之私也。梁启超、麦孟华、林旭、张铣、陈荣衮、陈涛、程式毂、张鹏一、龙焕纶、钱用中、况仕任、邢廷荚。”（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这12个人大多是康有为的弟子，可见这次策动公车上书的指挥者与康有为殊有关系。
    随同梁启超等人公开信在举人中间传阅的，还有他们拟呈递给都察院的奏折，该折声称：圣像被毁，圣教可忧，若大气不扬，人心已死，德国人将会遍毁各地文庙，焚烧吾四书五经，并且会攻击圣人，强迫百姓加入洋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希望皇帝深查人心，恤念圣教，命令驻德使臣吕海寰责问德廷，查办毁像之人，勒令赔偿，只有这样才可能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注：广东举人麦孟华、梁启超等：《圣像被毁乞饬驻使责问德廷折》，一档馆藏。）
    梁启超的奏折提出要保大教而系人心，这里的大教即指孔教。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曾多次上书，建议在中国设立孔教会，以衍圣公为会长。在全国城乡增设文庙，以孔教维系人心，美化风俗，立功立政，使国家日臻强盛。而这次鼓动各省举人上书，所高举的也是孔教旗帜。
    梁启超等人公开信措辞非常严厉，且谓凡是“读孔子之书，受孔子之教”的士人，如果不参加签名，“坐视圣教之沦亡”，则是自外衣冠之种族，颇有点挟制人的味道。因此在这份上书中签名者多达830余人（注：签名举人名单见拙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342页。）。而在这830多人中间，参加过甲午战后公车上书和列名京师保国会的占到111人，这些人是举人中的活跃激进分子，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基本依靠力量。
    除此以外，响应康有为号召向清廷上书的还有以康氏弟子林旭为首的369名福建举人，以及湖北、湖南、四川、山西等省数百名举人，另外还有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王照等一二百小京官也参加了上书的行列，累计上书人数超过数千人次（注：参见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春季档》，一档馆藏。）他们在上书中表示了对德国士兵滋扰即墨孔庙的愤慨不平，要求清政府与德国交涉。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策动的这次公车上书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有清一代文网甚严，绝对不许知识分子干涉政治，在这次事件中，居然有两千数百人三番五次上书言事，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规模空前的。通过上书，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瓜分豆剖，朝不保夕，如不奋起救亡，列强会横肆欺凌，无所不至。这些来自全国各省的举人与小京官们，既以德人残毁孔庙而深感痛心疾首，又因国势不振而产生愤激图强的决心，这对于推进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面对举人的抗议声浪，守旧势力也群起活动，他们也向朝廷建言，要求对在京举人进行管教。左都御史徐树铭认为即墨事件恐激事变，应尊崇圣道，加强对士子的思想约束（注：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早事档》，一档馆藏。）。而御史文悌则上书指出：“各省士人，纷纷聚议，传递约单，皆欲陆续呈递，不下数千人之多……中国迩来气机日变，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之说日出而不穷，以算学家言之，是殆乱之起点已见，若朝廷并不自收主权，一任伈伣，诸臣粉饰推延，苟求安静，诚恐有借题行文，假托保教为名，而公然哄斗者，则士崩瓦解，大乱立成矣。”（注：文悌：《德人作践孔庙，中国公理当伸折》，一档馆藏。）
    给事中张仲炘亦指出德国人制造的即墨孔庙事件传到北京后，“士大夫及会试举子，闻之者亦莫不同声愤恨，慨然于国威之不振，匡救之无术，致令异族逼处，辱及先师；其不知大体者甚或互相筹议，商同拥至德使署中，声罪报复。此举若成，必至一唱百和，不分皂白，妄事焚击，贻累国家。且西学盛行，邪说纷起，民权之论，充塞于耳，更难保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祸起萧墙。臣窃愤中国势力俱孱，外辱日甚，忧虑纪纲渐替，内乱将兴，忧心如焚，罔知所出。”（注：张仲炘：《德人无理请旨严行责问折》，一档馆藏。）
    文悌和张仲炘所代表的是知识分子中的顽固保守分子，他们上书的人数不多，但是代表的势力却非常庞大。从中央到地方，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不易动摇。然而，他们仍然担心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会导致封建王朝的土崩瓦解。因此，他们建议对士人的思想加强引导，对士子的行动加强防范，对康有为的变法要求进行压制。他们是主张宁可亡国也不许变法的死硬分子，而且掌握着中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没有他们的让步，中国的改革很难进行。
    由即墨文庙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震动了京师，守旧维新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论亦全面展开。清廷不得不予以重视。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13日），清廷批准都察院请求，以后凡是有关即墨文庙的上书，直接送到总理衙门受理（注：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春季档》，一档馆藏。）。并要求山东巡抚确查即墨孔庙是否损毁，并称“如无其事，自应切实声述，以释群疑。”（注：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早事档》，一档馆藏。）
    四月二日（5月21日），山东巡抚张汝梅复电清廷谓：“即墨文庙并未被毁。”（注：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早事档》，一档馆藏。）这件由“远近士庶传闻”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至此才结束。至于德国士兵是否真像山东举人所说那样严重作践孔庙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给了维新派一个发动群众进行变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