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国使节向驻在国元首递交国书，所在国元首以对待平等、主权国家使节的礼仪接见之，平时有重大活动也邀请外国使节参加，是国际惯例。但是在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中，这一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长期争议不决。清统治者昧于世界情势，以天朝上国自居，将所有外国遣使来华均视作“入贡之举”，视外国使节为“贡使”，所带国书曰“表”，须按中国规定书写，奉中国正朔，使节觐见清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西方国家的使节则坚持向清帝面递国书，以见本国元首之礼觐见清帝，中外之间由此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觐见礼节之争。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被迫割地赔款、出让主权，但是仍拒绝以平等礼节接见外国公使。直到同治帝亲政的1873年（同治十二年），在外国公使的压力下，清政府才作出让步，6月29日，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美、英、法等国公使，但仍有许多保留，如改三跪九叩为五鞠躬，各国公使不得首先向皇帝论及公务，国书置于御座前黄案上而不由皇帝亲收等。而且，皇帝接见外国公使并未形成制度。
    薛福成出使欧洲后，亲见亲历西方国家优待外国公使以联络邦交的交际礼节，深有感触：“外洋各国风气，交际与交涉截然判为两事，交际之礼节务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惟其厚于交际，故可严于交涉。”对清政府“靳虚礼而受实损”的行为感慨系之，认为“非计之得也”。（注：薛福成：《预筹各国使臣合请觐见片》，《出使奏疏》，卷上，页16。）于是1890年8月他到任刚及4个月即致函总理衙门并同时上奏清廷，首先说明“西洋通例”云：
    外洋各国使臣互相驻扎，皆以得见君主为荣，君主亦必接见以示优异。（注：薛福成：《察看英法两国交涉事宜疏》，《出使奏疏》，卷上，页15。）
    凡各国使臣初到一国驻扎之时，其君主无不接见，慰劳数语，以示优待，使臣鞠躬而退，并不言及公事，此西国之通例也。（注：薛福成：《预筹各国使臣合请觐见片》，《出使奏疏》，卷上，页16。）
    西洋通例，于各国使臣来驻国都者，平日接待礼文，颇为周至，异乎寻常，即如朝会礼节，其待各国使臣，与本国贵戚一体，而与待国中之臣不同，以寓宾敬之意，即以联彼此之情。福成来英四月，除常例朝会外，樽俎款接，听乐观舞，已非一次。（注：薛福成：《论接见外国使臣书》，《出使公牍》，卷3，页1。）
    同时，他也注意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皇帝不接见外国使节颇为不满，如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文章，“谓中国皇上（指光绪帝--引者）亲政之后，尚未接见外国使臣，其意不无觖望”，他预料“彼族不久必有合词请见之举”，（注：薛福成：《论接见外国使臣书》，《出使公牍》，卷3，页1。）因而建议清政府采取主动，仿照1873年成案，颁发谕旨，定期召见。这一建议迅速被清政府采纳，同年12月11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兹朕亲裁大政已阅二年，在京各国使臣谊应觐见。允宜仿照同治十二年成案，并增定岁见之期，以昭优礼。所有各国驻京实任署任各使臣，著于明年正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定期觐见，即于次日在该衙门设宴款待，嗣后每逢正月，均照此举行。续到使臣，按年觐见。至国有大庆，中外胪欢，并著该衙门届时奏请筵宴，用示朝廷修好睦邻有加无已至意。（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三），第104页。）
    至此，外国使节觐见清帝一事及平时交际礼节才从制度上得到基本解决。翌年3月5日（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各国公使觐见光绪帝于紫光阁，次日总理衙门又宴请了各国公使。
    薛福成所述西方国家交际礼仪，此前出使欧洲的郭嵩焘、曾纪泽等也都亲见亲历过并将其记入了自己的日记，但是他们似乎谁也没有明确建议清政府改变旧规，仿行西法，从他们的思想主张上看，他们绝不是保守之人，忧谗畏讥或许是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