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邦制度问题是近年来从国外史学研究成果中引进的。尔后，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与日俱增，以至于城邦制度问题已成为我国史学研究不容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日知同志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的两篇文章（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城邦制的观点。文章认为城邦制度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各个民族无例外地都经历过城邦制阶段。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他把中国先秦社会描绘成城邦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并且概括为四个时期，“尧舜时代是古代中国城邦制产生的前夕；三王时代是城邦制各自发生的创始时日；五霸时代是城邦制全盛时代，城邦联盟的中心转移了；战国时代则是城邦制衰亡时期”。
    世界各国的历史，其早期阶段是否无例外地普遍经历过城邦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逐步加以认识。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世界历史有其无容怀疑，的一致性，也有其有目共睹的多样性。人类社会按照一定的规律，依次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走着一条大体相同的发展道路，然而历史又是纷纭复杂的。各个民族在各自不同的条件制约下，创造自己的生活，犹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世界上难以找到历史完全相同的两个民族。唯其如此，历史才成其为历史。
    中国古代国家与古希腊就大不一样。希腊古代作家的历史著作表明，希腊的城邦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无论它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不同这个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多数这样的城市都有发达的工商业。在较发达的城邦如科林斯和雅典、则依赖广泛的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殖民活动来支持其国家的发展，维系它对疆域之外的控制。而在古代中国，谁能说出哪一个诸侯方国，其命运同某一城市紧密相关？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深入研究过希腊城邦制度。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城邦，人口和土地不宜太多太广，应以“观察所能遍及”为最大限额。城市当然只有一个，构成城邦的军事、商业中心（注：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页三五六。）。希腊诸城邦实际上不会每一个都如亚里士多德设计的这般小。但，小确是希腊城邦的特点。它们大多数是人口较少，疆土不大，一邦一城的。而且它们虽有战争，但不兼并，国家数目不是由多而少，而是由少而多。按照希腊城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国家委实不是什么城邦。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希腊截然不同。国家开始很多，后来逐渐减少；疆土开始很小，而后不断扩大。原因是中国古代国家有过一个不可逆转的强兼弱削的兼并过程。兼并的结果是郡县制的产生和一国多城现象的普遍存在。至春秋时代，这一特点已经十分明显，晋、楚、齐、秦诸大国，个个土广数圻，城邑众多，在兼并战争中不断地扩张自己。发展到战国，逐渐出现天下统一的趋势。古人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指出“禹合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见于经传者百四十余国，又并而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郡县条。）；“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叙》。）。甚至早在春秋当代，子产就已经感叹过：“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古代希腊没有发生过兼并的过程。斯巴达曾企图武力扩张，但很快就转为用结盟代替吞并。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俨然是一个海上帝国，然而雅典从未把一个盟国吞掉，它绝不肯把雅典公民权赐与盟国的公民。这是城邦的特点造成的。因此古代希腊自身不曾出现统一的趋势。
    和城邦制的人少地小，一邦一城的特点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政体问题。这两方面是表里相衬，互为前提的。因此西方学者从古至今研究城邦制度无不重视分析政体问题。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的本质高度概括为“维持自给生活而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注：《政治学》中译本页一一三。）。美国现代学者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在论及城邦国家概念时，特别重视政体问题。他以古希腊为例，提出城邦国家的突出特点是混合政体。混合政体包含行政长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三个成份以及国家主权属于公民和政权必须考虑全体公民利益两个概念。另一个特点是城邦结成同盟（注：Mason Hammond: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Chapter 15:The Cocept of the City-State.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72.）。
    中国古代国家是否具有城邦国家政体上的这两个特点呢？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是不是城邦的关键问题，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日知同志对此做了十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天子同诸侯的关系原则上是平等或对等的同盟关系，春秋时代各国存在国君系统、诸大夫会议和国人会议三个政治机关。三种政治机关和哈蒙德氏说的三种成份的混合政体恰好相对应。这一点如果能够肯定下来，中国古代有过城邦制度便是无庸置疑的了。不过，笔者认为三代国家不是城邦联盟，三代的王不是盟长，是确有至高权威的天子。春秋列国是单一的君主制，没有诸大夫会议和国人会议。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三代的历史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至形成君主专制主义帝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