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统帅也由国君任命。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孙子·军争》说“将受命于君”；《公羊传》襄公十九年说“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等等，无不说军将由国君任命。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晋士匄“受命于君而伐齐”，闻齐侯卒，不战而退军。《春秋》对他受君命而能权宜行事，大加赞许，以善辞书“还”（《公羊传》襄公十九年）。晋与狄战，襄公欲以狐射姑为中军大夫（主帅），后来听阳处父谏，改命他人。事后，襄公把内情告诉给狐射姑，结果酿成狐射姑刺杀阳处父的祸事（《公羊传》文公六年）。军队的主帅受命于国君，这不是明明白白吗！
    外交权力同样也属于国君，对外结交、绝交、媾和，均由国君决定。“郑伯将会诸侯于”，与晋结盟，大夫们不同意，说“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公羊传》襄公七年）。郑伯坚持己见，被弑。大夫们可以杀死他，却不能改变他的决定。《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记晋秦绝交（即“吕相绝秦”）一事，决定是由晋厉公一人做出的。楚庄王率师围郑，郑伯肉袒牵羊向楚求和。庄王当即决定撤军，与郑媾和，虽将军子重百般反对，媾和的决定终于不改（《公羊传》襄公十二年）。终春秋之世，由大夫决定媾和，只有一次。楚庄王围宋，宋国易子析骸，楚军亦只有七日之粮。宋华元与楚子反未经请示各自的国君而于军前擅行媾和。他们本来办了一件好事，但是由于他们“在君侧，不先以便宜反报，归美于君，而生事专平”（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注。），《春秋》不书他们的名氏，而贬称人，写作“宋人及楚人平”（《春秋》宣公十五年）。而这也是由他们个人决定，并未举行过什么诸大夫会议。
    世子废立，也由国君决定。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晋献公废世子申生而立庶子奚齐。废嫡立庶，是谓不正，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要求。但因为是国君这样做的，不正，臣下也要服从。所以大夫荀息因参与此事而被里克杀死，《春秋》认为荀息做得对，把他的名字写进《春秋》（注：事见《公羊传》僖公十年。）。国君废嫡立庶，虽不正，臣下也要服从的观念，古人是清楚的。《春秋》对国君废嫡立庶的事，一概不书，不予讥贬，正是这个意思。齐景公欲立庶子舍，田乞满心不同意，咀上也要说：“所乐乎为君者，欲立之则立之，不欲立则不立。君如欲立，则臣请立之。”（《公羊传》哀公六年）董仲舒说：“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贤之也。”（注：《春秋繁露·玉英》。）清人孔广森说：“次当立，正也。非次当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注：《春秋公羊通义》隐公四年。）这些话都是说，君立不宜立者，卿大夫要承认，要服从。
    由此看来，国君大权面面在握，遇事要不要征询臣下意见，臣下的谏议，采纳不采纳，全由他一人的好恶而定，根本无须举行诸大夫会议或国人会议。《左传》、《公羊传》、《国语》等书所讲的“朝诸大夫”，不过是谏议制度的反映，是国君或者主意已定，为了寻求支持，或者主意未定，为了权衡得失，而进行的一种临时性的咨询活动。它由国君召集，提出议题，做出决定，对国君没有任何约束力，实非什么会议。如晋“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避丸也”（《谷梁传》宣公二年），大夫们对灵公的无礼行为无可奈何，不得不在“会议”之外采取暴力行动将他杀死。大夫们无权主动决定什么，一般总是象秦穆公让大夫们讨论对被俘的晋惠公杀之、逐之、归之、复之孰为有利那样（注：事见《国语·晋语三》。），就国君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由国君做结论。有时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如吴王夫差决定自越退兵，转而伐齐，“告诸大夫曰，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国语·吴语》）！国君把自己的决定通报给诸大夫知道而已，不允许他们发表意见。
    至于“朝国人”、“盟国人”、“致众”、“朝众”等，是原始氏族社会自然长成的民主制遗迹，在春秋时期作为国君争取支持的一种手段残留下来，而不是给予国人以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因而就其性质说，不是“国人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国君一般都是在他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需要借助国人的力量以摆脱困境的时候，才“朝国人”，“致众”。每次“朝国人”都是让国人依国君的意图干什么，而不是国人决定什么，然后让国君执行。以晋惠公为例，晋惠公在位十三年，“背秦赂”，“杀里克”，“杀丕郑及七舆大夫”，不予秦籴，以及与秦战于韩等关系内政、外交的大事（注：事见《国语·晋语三》。），均未“朝国人”商议，唯独到他战败做了秦国俘虏的时候，才急忙派人“朝国人”。日知同志以为这次“朝国人”决定了晋国立君问题，对秦和战问题，田制改革问题，兵制改革问题，说明国人会议决定的居多是国之大事。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第一，晋惠公做的许多大事并没有“朝国人”；第二，他战败被俘后“朝国人”，用意显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要为保住君位收买人心。因为按照当时人们的传统观点，“国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当与社稷宗庙共其存亡者也，而见获于敌国，虽存犹亡，死之与生，皆与灭同”（注：《公羊义疏》庄公十年引杜氏释例。）。“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注：《春秋繁露·竹林》。），他战败当死，未死而被生俘，已失去做国君的资格，所以才“朝国人而以君命赏”。表示“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左传》僖公十五年）。这与其说是罪己，勿宁说是不得不做的一种姿态。第三、“作爰田”，“作州兵”，是晋惠公为了加强军备而采取的两项措施。由吕甥、郤乞乘战败之机取得国人的支持而，付诸实行，绝不是国人们主动作出的决定。
    其它“朝国人”，如《左传》定公八年卫灵公问叛晋和《左传》哀公元年陈怀公问欲与楚欲与吴，情况皆如此。都是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国君把自己的意愿加给国人，让国人支持他。
    《周礼·小司徒》说：“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日知同志以为“致民”就是召开国人会议。若依二郑和孙诒让的解释，断难得出这个结论。郑玄注说：“大事谓戎事也，大故谓灾寇也。”什么是“戎事”、“灾寇”？孙诒让正义说，“戎事谓征伐邦国之事”，灾寇“谓凡大事之凶者”，“灾谓水火大灾，寇谓外寇侵犯及内寇窃发”。什么叫“致民”、“致余子”？郑司农说：“致，谓聚众也。”（注：《周礼·大司马》注引。）又说：“国有大事当征召会聚百姓。”（注：《周礼·小司徒》郑注引。）孙诒让说：“凡国之大事致民者，谓国有军旅之戎，则发六乡之正卒以备守事及追胥也。”（注：《周礼正义》小司徒职。）讲的多么清楚！国家仅仅在有大事大故即发生战争或大水大火的非常时刻才“致民”，“致余子”的。“致”也不是请来开会，而是征召他们来打仗或救灾。如果“致民”是召开国人会议，那末为什么平时不开，偏偏等到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才开，于理难通。《国语·吴语》所载勾践决定伐吴，“乃命有司大令于国中曰，苟在戎者，皆造于国门之外”，正可与《周礼·小司徒》相印证。
    征诸史料，所谓春秋时代的诸大夫会议、国人会议，实属子虚乌有。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明确，更严格，不存在什么三种政治机关或者雅典式的混合政体。没有城邦制度，更谈不上“城邦制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