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商两代的王同诸方国的关系不是同盟关系
    要说夏商两代是城邦联盟，就必须证明夏和商的最高统治者同诸方国的关系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他们的地位不过和雅典之于提洛同盟，斯巴达之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一样，只是个略略有点权威的头头而已。然而，我国夏商两代的最高统治者，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代表上天的旨意行使统治之权。《尚书·甘誓》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恭）行天之罚。”《尚书·汤誓》说：“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这两句话在《史记》的《夏本纪》和《殷本纪》中，也分别有所记载。前者说的是夏后启伐有扈氏，后者说的是成汤伐夏桀。“行天之罚”不是一般的誓词。启和汤既然使用这样的字眼，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天的行为，是有实际意义的，并非吓人的空话。《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说：“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何休注说：“土，谓社也，诸侯所祭，莫重于社。”说明祭天是天子独有的特权，诸侯只能祭社稷即地方神。诸侯若举行郊天之祀，便是不能饶恕的非礼行为。《公羊传》讲的是春秋时代鲁僖公的事情，那末夏商时期是否如此呢？据金景芳同志的研究（注：《中国古代思想渊源》，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郊天之祭很可能兴起于唐尧之时，而且同历法有关。中国最早的历法是重黎制定的火历。火历根据大火即心宿二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国语·郑语》说的“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就是证明。后来到了唐尧时期，历法发生一次意义重大的变革，火历被羲和制定的太阳历取代了。太阳历如同《尚书·尧典》所说，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它不是光观察大火即心宿二，而是观察日月星辰整个天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从此，天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神秘莫测而又伟大圣洁的崇拜物。是它“敬授人时”，使人们有可能在大地上劳动生息，蕃衍后代。它是至高无上的，一切地方之神，在它面前都退居次要地位。它成了社会生括的精神中心。然而，天毕竟是无言无为的，谁来代天行事呢？《尚书·皋陶谟》说，“天工人其代之”，《论语·泰伯》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由人来代行天意。这“人”先前是部落联盟首长尧、舜、禹，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夏、商的最高统治者成为天意的代表，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启和汤所说“恭行天之罚”的话，是为当时社会所承认所接受的。
    使王的权威高高凌驾于诸侯之上的，还有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环节，那就是告朔制度。什么是告朔？《谷梁传》文公十六年说：“天子告朔于诸侯，诸侯受乎祢庙，礼也。‘公四不视朔’，公不臣也，以公为厌政以甚矣。”《公羊传》文公六年何休注说：“礼，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庙，每月朔朝庙，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由这些记载可以知道两点，第一，所谓告朔，是中央政权以天子的名义下达一年的时节月日及其行事安排。第二，告朔是天子权威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天子政权的标志。《论语·尧曰》记尧对舜传位时说的“天之历数在尔躬”那句话中的“历数”一词，正是“告朔”的另一种叫法。“历数”落到谁的身上，谁就是天子。开国的天子为了使新朝与前朝有所区别，还要改正朔等等，《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就是证明。告朔制度说明天子对诸侯的统治在一定意义上是有效的。
    夏代还处于摩尔根《古代社会》所说的由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过渡的过渡时期，其政治制度之不完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即便如此，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中依然可以看出夏代实际存在的是君主制，而不是城邦同盟。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启即天子位后，“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战前曾“召六卿申之”，告诫他们要努力战斗，“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启为了巩固政权，需要用武力征服不接受统治的部落；而且完全由他自己做出决定，手下的“六卿”只能去效力而已，这哪里有城邦联盟首长的味道？如果看看桀的情况，问题就更清楚了。桀被汤用武力驱赶到鸣条以后，桀曾无限感慨地说：“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说明夏天子可以杀诸侯。诸侯欲推翻天子，取而代之，除在时机成熟时使用暴力以外，别无他法。这同希腊、罗马的城邦联盟何尝有丝毫相似之处。
    到了商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更加清晰可见。殷道的兴衰，总是同诸侯的归服或畔离紧紧地连在十起。《史记·殷本纪》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之位”；“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雍已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帝太戊时“殷复兴，诸侯归之”；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帝盘庚时，“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等等，都是说殷王的统治巩固与否取决于各诸侯国是否归服来朝。既然诸侯之亲疏对他有如此重大的干系，就说明殷王的身份主要是天下之天子，而非一邦之君。
    殷纣王的作为更能说明问题。据《史记·殷本纪》说，纣王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用费中为政”，“又用恶来”。“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剖比干，观其心”。他需要时，可以任用诸侯做他的三公；盛怒之下，又可以醢之，脯之，囚之，将他们剁成肉酱，制成肉干，或者投入监狱。而所有这些犯众怒的作为，在周武王用武力把他推翻之前，竟可以畅行无阻，这绝非出于偶然。诸侯在纣王面前分明是战战兢兢的臣下，哪里是平起平坐的友邦关系？纣王实行的这种君主专制制度，自然不能同后来秦始皇相提并沦，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纣王治下的殷，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国家。
    总之，夏商两代的天子同渚侯方国的关系不是平等或对等的同盟关系，中国早期的国家形式不是城市国家联盟，是由以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管辖的，有待发展的，不完备的君主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