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根据国际惯例，一国派遣的驻外使节须得到接受国的同意并颁给同意接受的文件（特别是对首席外交代表即公使、大使而言），如果接受国认为派来的使节不合适，可以拒绝接受。可是，长期以来，清政府并不知道此一国际惯例，俟清政府派驻驻外使节时方才知悉，因思所以挽救之方。1879年，巴西提出与中国订立条约的要求，清政府命李鸿章主持其事，李鸿章委派熟悉详情和国际法的马建忠和郑藻如与巴西代表谈判，于1880年9月签订了《中国巴西通商条约》，其第三款规定，两国互派的使节“必须奉到驻扎之国批准文凭方得视事”（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95页。）。李鸿章对此说明如下：
    从前中国与各国立约，因不知西例，皆未议及此层，是以各国派来领事，我竟不能过问，中国派赴各国领事，则须该国准认乃得充当，殊于体制有碍。今特于巴西约内添入，俟开办时，拟由总理衙门即将批准文凭咨送南北洋大臣发交各关道转给，俾示维系。……以后他国换约修约，咸知办理，近情而又逼于公法，或可冀其仿行，不致相率坚拒。（注：《清季外交史料》，卷22，页24。）
    但是，李鸿章的这种美好愿望不会很容易地变成现实，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巴西仅是一弱国，中、巴间的条约无力讽示英、法、俄等大国。
    又过了近10年之后，1890年英国提出在新疆喀什噶尔派驻领事的要求，薛福成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建议趁此机会，以国际惯例为依据，一力坚持，达到外国驻华使节须由中国政府同意并发给凭证的目的。他说：
    从前洋人在中国欲设领事，并不请中国准照，随意遣派，竟若在中国有自主之权者，因而辄敢与地方有司遇事掣肘，动辄要挟，蛮横无理。查此事实不合公法。……此次趁英国欲在喀城驻员，可与议明，必须待中国给予准照，然后新疆地方官才认为英国领事。自此为始，各国领事亦必领给准照，此亦万国通行之法，谅彼无词坚拒。英人允许，即可相机推之各国，一律照行。……将来如遇外国领事官桀骜不驯，我即可追回准照不认。（注：薛福成：《三论添设香港领事及英派员驻喀什噶尔书》，《出使公牍》，卷3，页20-21。）
    英国喀城驻员交涉一事尚未结束，1891年，长江流域江西南昌、湖北武穴和江苏芜湖等地发生多起教案，尽管清政府严厉镇压，但是受损失较小的英国公使和领事仍不罢休，“意在株连，并欲罪及印官，多方作难”（注：薛福成：《论长江教案书》，《出使公牍》，卷4，页3。）。薛福成认为，中国办理教案不可谓不严，而英公使领事尚思无理取闹，“则由该领事之设，不由中国给予准照，虽肆行无忌，中国不得而撤去之也”，再次呼吁清政府与英国交涉，“援照西例，收回中国给发领事准照之权”。（注：薛福成：《论外国领事宜由中国给予准照书》，《出使公牍》，卷4，页5-6。）
    可以想见，中国要全部收回“给发领事准照之权”决非易事。就笔者所见，此前中国只拒绝接受过美国派来的公使。一次是1889年，美国欲派德尼为驻华公使，总理衙门以其“在朝鲜簸弄煽惑，声名甚劣”而拒之，同时接受李鸿章建议，又指使当时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阻止“恐难驾驭”的何天爵出任美驻华公使。（注：《清季外交史料》，卷80，页10,15,19,20,26。）另一次是1891年，美国又欲派布莱尔（又译布雷尔、白来）为驻华公使，被清政府以其“持禁止华人到美之论”拒之。（注：《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九、三月二十九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