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892年，薛福成有感而发，著文《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以一个弱国之人的立场阐述了他对国际法的认识。文章开头即云：“泰西有万国公法一书，所以齐大小强弱不齐之国，而使有可守之准绳”。接着，他对中国由于自外于公法而受到的损害痛切言之：
    中国与西人立约之初，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有时西人援公法以相诘责，秉钧者尝应之曰：“我中国不愿入尔之公法。中西之俗，岂能强同，尔述公法，我实不知”。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如各国商埠独不许中国设领事馆，而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相埒；洋人杀害华民，无一按律治罪者；近者美国驱禁华民，几不齿中国于友邦：此皆与公法大相刺谬者也。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国无不受之。盖西人明知我不能举公法以与之争，即欲与争，诸国皆漠视之，不肯发一公论也，则其悍然冒不韪以凌我者，虽违理伤谊，有所不恤矣。……秉钧者初不料一言之失，流弊至于此极也。（注：见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页15-16。）
    当然，他也知道，公法并不是万能的，“强盛之国，事事欲轶乎公法，而人勉以公法绳之，虽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损益大有不同者其实也”。（注：见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页15-16。）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国家的实力，即马建忠所言“一国之权利所在即与国之强弱攸关”（注：马建忠：《巴黎复友人书》，《适可斋纪言》，卷2。）。但是，国际法毕竟是国际社会的规范，中国作为衰弱之国，则只有采行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为原则的国际法，尽量用国际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减少公法外所受之害。在这方面，薛福成可谓是一个自觉的身体力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