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事堂会议执行主席。通常是中书令取旨后，于政事堂召开宰相联席会议，开会时有一执行主席，称“执笔”、“执政事笔”。讨论结束，秘书处协助“执笔”综合整理成诏敕文书，然后奏闻画敕。执行主席轮流担任，有时一人一天，有时一人十天。《唐会要》云：“至德二载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执笔。”（注：《唐会要》卷五一《中书令》条。）《新唐书·崔佑甫传》云：“始肃宗时，天下务剧，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还第，非大诏命，不待遍晓，则听直者代署以闻。”《资治通鉴》卷二一九云：“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胡三省注：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当笔及承上旨），惩林甫及杨国忠之专权故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五《肃宗至德元载》。）上引“分直”、“更直”、“听直”之“直”，即轮流值班，意思是说宰相在政事堂要轮流值班。而“秉笔”、“执笔”、“执政事笔”者，是指有会则为会议执行主席，无会则为值班宰相，负责处理日常公务或“承上旨”。由上可见，在肃宗以后，宰相执政事笔者，或旬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由宰相执政事笔“承旨”之制还可知，在唐朝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由中书令取旨的传统做法已经有了改变。
    值得注意者，旬日一秉笔或一日一秉笔，与“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殊有不同。前者为值班宰相，后者如司马光所说：“至于数旦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来宿德元老、年高有疾，朝廷尊礼，特降此命。”（注：司马光《辞三日一至都堂札子》，元祐元年，载《司马文正公集》卷三八。）乃是对年高望重的大臣如李靖、杜佑（注：各见新、旧《唐书》本传。）等的一种尊礼。
    （五）中书门下之印。印是权力的凭证，“印者，信也”（注：《百川学海》，蔡邕《独断》卷上。）。自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于是政事堂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注：《旧唐书·职官志·门下省》。另见《册府元龟》卷三○八《宰辅总序》。）。“中书门下之印”即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书门下政事堂的权力凭证。
    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后方可颁行生效。这就是说，凡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加差“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就是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的批评。后来唐朝有的皇帝违反这一制度时，只得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政事堂研究，虽没有“中书门下之印”，亦请下面马虎承认之。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了不得的事了。以至皇帝私下所封的官，因其来经正式敕封手续，亦为时人所看不起。如《旧唐书·元稹传》云：“长庆初，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注：《旧唐书·元稹传》，此时“相府”即中书门下政事堂也。《新唐书·元稹传》云：“然其进非公议，为士类訾薄”。）穆宗以一时之宠信，未经政事堂议决，即迳自任命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致遭朝廷非议。关于唐朝宰相署敕事，《大藏经》二一二○《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中，足资查证的史料甚多。《表制集》卷一载（注：《大藏经》二一二○《表制集》卷三亦载“大历八年正月八日牒”等史料仍很多，兹不复赘。）：
    中书门下牒奉敕宜依牒至准敕故牒。
    永泰元年六月十八日牒。
    中书侍郎平章事杜鸿渐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
    黄门侍郎平章事王
    检校侍中李
    又，《金石萃编》亦载（注：见《金石萃编》卷九五《唐》五五《会善寺戒坛碑》；又见《金石萃编》卷九四《唐》五四所载河南嵩岳《会善寺戒坛牒》。）：
    中书门下牒牒奉敕宜依牒至准敕故牒
    大历二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
    黄门侍郎平章事杜鸿渐
    黄门侍郎平章事王缙
    兵部尚书平章事李
    检校侍中李
    中书令
    石刻中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恕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