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一个由原始公有制社会向奴隶主私有制社会的历史转变时期；因而都必然形成解决各方面价值、利益关系的公正观念和公正原则。但是，在古代希腊公正作为一个基本的德目得到了系统缜密的论述，而在古代中国却只提出了公正概念（由荀子提出），始终未能把公正作为一个基本德目加以系统，明确的阐述。既然公正观念、公正原则的形成是必然的，那么，中国古代的公正思想和公正理论何在？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正思想和公正理论包含在仁义学说以及中庸之道、公私理论之中。
    一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公正，在古希腊雅典人那里就已占据了政治、伦理生活的中心位置。支持梭伦（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雅典第一执政官）改革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他的所谓“公正”（中庸），即在贵族和平民之间不偏不倚，“拿着一支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ⅩⅠⅠ）。雅典人为了突出这一原则，还把德尔斐的亚玻罗神奉为这一原则的保护神，在亚玻罗神庙前大书“不偏不倚”几个字，作为雅典民族生活的座右铭。
    德谟克利特首先对古代希腊的四种主要美德（即智慧、公正、勇敢和节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公正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公正就是顺从必然规律，按照自然必然性（理性）而生活。第二，公正就是尽自己的义务，服从城邦的利益（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20页、11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柏拉图认为，美德就是和谐，而和谐的首要条件、首要因素就是正义（公正）。正义是诸德的统领，它是存在于国家政治和个人行为中最一般的合乎“善之理念”的东西，是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还指出，正义（公正）是国家政治和个人行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它是超越国家和个人的。“一个正义的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并无不同，两者是相似的”（柏拉图：《共和国》第4篇，第146页）。
    亚里士多德把公正看作是各种德行的总汇、总称，认为各种德行都可以囊括于公正范畴之中。因而，公正是他所着重论述的一个德目。亚里士多德认为，行为之中庸（中道）就是公正。所谓中庸，就是用理智调节自己的意志、感情和行为，使之既无过度、又无不及，从而始终保持和谐、适中、不偏不倚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还对公正作了详细的分类和说明。在表现形式上，他把公正分为普遍的公正（亦即政治上的公正）和特殊的公正。前者是就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言的，它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必须合乎法律；后者则是就社会成员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它要求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遵循一定的原则。特殊的公正又有分配的公正与纠正的公正之分。所谓分配的公正，就是以人与人之间天赋能力等等的不平等为基础、对个人所实行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所谓纠正的公正，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订约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关系。在具体内容上，亚里士多德又把公正分为相对公正和绝对公正。相对公正亦即法律上的公正，它是人们相互约定的一种结果；因而它可能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绝对公正也可称之为“自然的公正”，它是以“善之理念”为根据的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理性原则，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人们必须绝对遵守的。
    此外，古希腊的一些学者、政治家还提出了一些与上述观点不同的公正观。毕达哥拉斯认为，公正就是数的平方，亦即相等的还报；他把公正与数、量和等价报偿联系起来。赫拉克利特认为，公正就是斗争，亦即通过斗争来推翻旧事物、确立新事物；他把公正与改变现状的斗争（实即社会变革）联系起来。伯里克利认为，公正就是强权，合乎强者利益的就是公正的；他把公正建立在强迫力量的基础上。伊壁鸠鲁认为，公正就是保证人们互不伤害、保证利益和安全的互相有利的约定，他把公正与人的安全、利益联系起来。
    尽管古希腊的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公正观还不够完备，但对公正的两个最基本的含义（规定）却论述得比较清晰：第一，从性质上看，公正就是按照自然必然性而生活，就是按照普遍的、永恒的理性原则行事；不论是国家政治还是个人行为，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第二，从层次上看，公正就是合理地处理各种类型、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价值、利益关系；公正就是服从国家的利益。此外，他们还从伦理、政治、社会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公正与中庸、公正与理性、公正与法律、公正与利益、公正与强力、公正与斗争、公正与分配、公正与平等、公正与报偿等方面的关系。这些论述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公正概念，也有助于加深对公正的两个基本含义的理解。
    二最初出现于甲骨文和《尚书·商书》中的“仁”字，从“二”从“人”，原指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后又被用来泛指各种人际关系（其实质是价值、利益关系），并且在人们的各种谋取利益的活动中成为一个关于正确对待（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春秋以来，它应用得更加普遍，逐渐成为诸德之和、全德之称和最高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