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十二月期间，除上海集团主张参谋本部应设在南京，黎元洪坚持必须设在武昌，双方有所争执以外，临时中央政府地点的争执总算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围绕着临时政府首脑人选和南北议和地点两大问题，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又展开了新的争执。
    这时黄兴已经从武昌退回上海，而且在政治上日益趋向妥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两位私人秘书，恰恰是湖北和福建的立宪派头目汤化龙和林长民。江浙大资本家除利用陈其美的关系外，更通过所谓“黄派党员”陈陶怡来加强拉拢和影响黄兴，企图使他成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据《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记载：张謇当时常常和黄兴、汪精卫、陈其美、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会商组织政府，筹措款项，应付外交”等事。十二月四日，各省留沪代表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付元帅，第二天更议决由大元帅主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上海集团显然是想用黄兴这块招牌来压倒黎元洪的“声望”。这当然使武昌集团感到非常不满。黎元洪在十二月七日气势汹汹地电告各省都督：“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付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销，以免淆乱耳目。”（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一。）江浙一部分军人因为攻下南京而居功自傲，声言不服“汉阳败将”领导。黄兴于是辞不就职，大元帅人选问题顿时陷于僵局。
    不过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南北议和问题上，大元帅之争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唐绍仪在十二月八日被袁世凯任命为全权议和代表，第二天就到达了汉口。黎元洪以南方中央首脑自居，马上派人到汉口迎接，并且电请住在上海的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赶来汉口议和。（注：《李国镛自述》。）上海的张謇、赵凤昌等早就和袁、唐等通过秘密函电磋商过议和问题，他们力争把“和谈”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于是伍廷芳在十二月十日电覆黎元洪，、直截了当地说：“各省留沪代表未许廷芳一日远离。……恳即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公同谈判。”（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三。）张謇紧接着又给唐绍仪发出密电，叮嘱说：“但伍不能赴鄂，讨论大局，亦以公来沪为宜。”（注：《张謇致唐绍仪电》。）同时，他们还通过英国公使转请袁世凯命唐绍仪到上海开议。可见“留沪代表未许远离”，“因足疾不能来鄂”云云，都不过是伍廷芳的一派推托之辞。对于议和地点，武昌集团委实无力竞争。唐绍仪很快就赶到上海，表面上与伍廷芳在英租界市政厅中举行谈判，暗地里却在赵凤昌私宅惜阴堂中与张謇、黄兴、汪精卫等秘密磋商。江浙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已经完全取得拍卖革命的主动权。
    对于大元帅人选问题，上海方面也是明让暗争。“代表联合会”一方面在十二月十七日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一方面又在两天之后电告黎元洪：“但武昌军事关系重大，恐大都督万难离鄂，因于组织临时政府大纲内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若大元帅不在临时政府，即以付元帅代行其职务。”并且专门派时象晋、陶凤集等代表到湖北加以疏通。这时全国政治重心在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上海，各种政治力量的触角都在这里集结。所谓“武昌军事关系重大”云云，其实是变相挡驾之辞。因为南北正处在停战期间，武汉前线的炮声沉寂已久矣。黎元洪看见形势已经如此，而且自己也不愿意过早离开武昌这个巢穴，于是在稍稍表示“谦辞”之后，只有覆电同意请黄兴代行大元帅职务。（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三。）这就是说，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也完全落在上海集团手里。黄兴“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可见兴味未尝不浓。只是由于孙中山突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才在实际上将大元帅人选的争执最后结束，促使南方各种政治力量大大缩减了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日程。
    孙中山的突然回国，对于上海集团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但是他们也未尝不感到求之不得。因为同盟会尽管已经日趋涣散倒退，然而南方的革命声势毕竟较大，孙中山在人民中间又具有崇高的威望，上海集团正好可以利用他的名义来进一步压倒武昌集团和笼络其他独立各省。孙中山在上海一登岸就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江浙大资本家李平书等对他更是隆重接待，甚至还专门派来一部分“商团”武装加以护卫，一直把他恭送到南京。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公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深夜，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武昌集团对于这一切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因为早在几天以前“代表联合会”即已电告黎元洪：“决议于十日（阴历十一月十日——引者）上午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三。）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吹嘘下，已经成为一切反动势力属望的中心人物，黎元洪早就敦劝他出来当民国的华盛顿，现在自然更加愿意依附他来共同篡夺全部的革命果实了。
    南京政府是名符其实的临时政府，在旧官僚、立宪派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看来，这不过是将要移交给袁世凯的过渡机关。张謇在一月十日给袁世凯的密电中讲得很清楚：“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注：见《近代史料藏扎》。）同时他还满有把握地向袁世凯保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自然，孙中山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对于这些内幕情况是毫无所知的，他们曾经坚持革命立场，积极策划六路北伐，很想在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争取更有利的地位的形势下结束革命战争。但是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运用战争与和谈反革命两手来绞杀革命，旧官僚、立宪派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围逼于外；汪精卫、黄兴、陈其美等蜕化和妥协分子策动于内，把孙中山等置于四顾无援，一筹莫展的地步，被迫在二月十三日正式承认让位给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