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其政治代表则大都依附军阀官僚集团，想通过“争都”活动来扩大自己的经济、政治势力，甚至企图逐步取得在全国的经济垄断地位。湖北大资本家蔡辅卿、宋炜臣等曾经依附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追随他们利用“首义地区”和“中央军政府”地位，借口所谓“鄂省命脉”等等理由，先后争夺纺织四局的经营权和兴国、马鞍山等矿产，甚至公然经由省议会决定没收汉冶萍公司财产。由此可以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支持黎元洪大借美款开辟武汉新都的计划。江浙大资本家张謇等更为活跃，他们始终与袁世凯保持紧密联系，而在袁未“反正”前则利用已经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程德全等人，而且笼络黄兴、陈其美等日趋妥协的革命党人，毫不费力地取得临时中央政府的实业部长职位，首先夺得垂涎已久的“两淮盐政”。当湖北军政府想突破淮盐的垄断局面，打算自行经营运销时，张謇便立刻站在中央地位加以严厉指谪，迫使黎元洪不得不放弃这一企图。张謇等虽曾一度赞同以南京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但一当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就转而全力支持定都北京的反动主张。他们很快就凭藉袁世凯所掌握的“民国”中央政权，把自己的势力伸入到汉冶萍公司、招商局等带垄断性的大企业中。湖北的宋炜臣等看见武昌集团的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抗衡，很快也转而完全支持袁世凯，借以维持自己在湖北地区的经济优势地位。这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最为恐惧和敌视社会秩序的改变，因此也都迫切希望依靠强大的北洋武装来早日扑灭革命火焰。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处在急剧分化的时刻，因此在“争都”活动中政治动向最为复杂。大体上可以把他们分成三类：一类是蜕化变节分子，这些人完全依附于军阀、官僚，如汪精卫之于袁世凯，孙武之于黎元洪，他们在实际上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主张。一类是妥协动摇分子如黄兴、陈其美等，虽然主张以革命中心南京作为国都，可是却未能真正树立对于“争都”活动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所笼络和左右，因而并没有决心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还有一类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急进分子，在一段时间里能够坚持比较明确的革命民主派立场，把“迁都”看成限制袁世凯的武器，甚至一度打算继续通过革命战争来实现自己的主张。然而他们很快便处于孤立无援的悲惨地位，同时自己也有软弱性，因此顶不住中外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而最后放弃迁都主张。 “争都”问题一般说来和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特别是“民国”产生前武昌集团与南京集团之间的竞争，完全局限于对于地位权势的争夺。只有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中旬，孙中山充当了“迁都派”的中心人物之后，“争都”的两个营垒才具有明显的进步与反动的差别。不过“争都”问题仍然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都城总是和中央政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争都”问题和政权问题一样，归根到底要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领导了中外闻名的辛亥革命，然而却未能联合广大工农群众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民国”成立以后，资产阶级很多人已经满足于这种表面的胜利，跟着右翼大资本家走上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屈服的错误道路，幻想在袁世凯的强力统治下取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和平”与“秩序”。一部分革命党人虽然对袁世凯并未完全丧失警惕，然而却不切实际地企图通过议会（参议院、国会）斗争来实现有利于民主共和的革命结局。面临着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采用战争和谈判反革命两手疯狂进攻，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发动群众和加强北伐方面，反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和平谈判，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少数上层政治人物中间，幻想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说服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使自己在会议桌上得到在革命战争中没有得到的胜利。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