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袁世凯借革命之力把清朝皇帝逼下台，并且开口闭口大谈拥护共和，但是孙中山等革命派对于这个“历史悠久”的军阀官僚仍然不能不怀有戒心。二月十三日，孙中山正式提出辞职并且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又拟定三条办法：临时政府地点定为南京；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向参议院宣誓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一方面想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约法来束缚袁世凯的手脚；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危险人物从北方反动巢穴调到革命中心南京，置于暂时还比较雄厚的南方革命势力的包围和监视之下。
    革命派一提出争都问题就立即遭到挫折。由主要代表各省都督和旧谘议局势力的“代表联合会”改组而成的参议院，在出席会议的二十八人当中竟有二十人主张定都北京，否决了孙中山的建议。孙中山等坚持原意，将原案交还参议院覆议。经过吴玉章等整天紧张的疏通，黄兴甚至表示不惜派兵来施加压力，参议院才勉强在十五日通过定都南京和让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决议。但是，参议院内外的反动“舆论”立刻哗然，倾心于袁世凯的旧官僚、立宪派、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以及革命派中的蜕化变节分子纷纷起来责难谩骂孙中山。孙中山明明是根据民主原则咨请参议院覆议，张謇一派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却歪曲事实，公然攻击说：“况立法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独立；民国开此恶例，尤可寒心。”（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七。）在反对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这一活动中，各种反动政治力量不再继续进行地方集团之间的争夺了，基本上采取了一致的言论和步调。
    早在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在给南京的电文中，于通知清帝退位的同时，就表示他不愿南下。”（注：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南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其他各种反动势力都积极为他筹谋划策。张謇即曾殷勤献计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祗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袁世凯早有成竹在胸，何须劳这位旧日业师赐教。不过以后袁世凯“争都”这场戏，大体上也还是像张謇所设计的那样演出了。他在咸电中强硬地回答孙中山说：“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这一套谎言与帝国主义及南北反动势力在此前后所高唱的“非袁不可”、“非袁不能收拾”、“北都关系外交内政甚巨”、“北方多故”等谬论显然是相互应和的。总而言之，他们是在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北洋军阀的武装来逼迫南方的革命派屈服。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一方面猛烈攻击孙中山定都南京的主张，一方面却想以第三者的身份周旋于南北之间，他们满心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自己建都于介乎南京和北京之间的武昌的折衷性建议。早在二月十三日，黎元洪已经通电主张：“此时亟宜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即以汉口为招集地点。”（注：《黎付总统政书》卷六。）显然是想为实现定都武昌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他们还曾经专门派王廷正赶到北京敦请袁世凯“迅速派定北方各处代表南来，会同推定大总统及中央政府各重要人员，与确定政府所在地点。”（注：《黎付总统政书》卷六。）此后，他们除一再催促南北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商讨组织中央政府外，更从多方面展开活动，力图造成有利于定都武昌的舆论。上海的《民声日报》是武昌集团——民社的主要喉舌。这家报纸在南北“争都”激烈关头发布很多别有用心的“消息”。二月二十一日报道说：“武汉军界闻参议院受政府之指挥，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宣言将与段祺瑞军联合，似为倾倒南京政府之行动。”显然是想用武装政变的恐吓来迫使孙中山放弃定都南京的主张。在同一天它还假托帝国主义意旨，报道说：“英文楚报昨接纽约访电称，美政府谓中国建都武昌为最相宜，极反对南京”。这条消息很可能是捏造的，不过武昌集团在此前后确曾与某些美国垄断资本家勾结，不惜以地方税作抵，“向美商达拉公司借款三百五十万镑”，作为武汉市政建设的经费，大作其“建筑新都”的美梦。（注：《民主报》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二月二十六日。）果然，在二月二十四日，湖北议会正式“决议请以武昌为国都。”（注：《民主报》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二月二十六日。）两天之后民社更直接出面发出通电，详尽地说明了定都武昌的主张：“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京为临财政府地点，既昧大势，后拂舆情，此吾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吾党似未可加重一方，启内部党派之争，堕外人挑拨之术。折中定制，莫若武昌。武汉倡议，为全国人心所归往。其地居交通之中枢，为东南之冠冕，西通川藏，北控燕云。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习。况组织中央政府早经认可，重伸前议，必表同情。”（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七。）这里已经和盘托出武昌集团对于“争都”问题的全部痴心妄想。
    不过，武昌集团已不再是“争都”的主角，只能在南孙北袁的对立中扮演比较次要的角色。由于袁世凯全力维护北京旧都地位，他们当然不敢过于拘执己见。黎元洪在二月二十七日即已改变了口吻，顺从地对袁世凯说：“窃谓为暂时权宜之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但是他们毕竟也还没有最后扔掉建都武昌的幻想，苦苦劝告说：“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划一切；一面开辟武汉，建筑新都。洪虽不敏，愿董厥成。俟新都告成之日，即为总统移驻之时。”（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七。）虽然新都并未开辟，建筑也很草草，但是大借美款和营私舞弊则始终没有停止。甚至到三月初，“争都”胜负已定，宋炜臣等武汉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还在发表什么“上黎付总统书”，继续呼吁“建都武昌”。（注：《申报》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这些大资本家和黎元洪等旧官僚勾结在一起，借建筑新都为名，霸占地产，垄断工程，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