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外反动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孙中山并没有立刻放弃迁都南京的主张。他在二月十八日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作为专使，赶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专使们于二月二十五日到达北京，当天就对袁世凯说明来意。以后更大谈什么：“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幻想以资产阶级的法权理论来说服手握屠刀的帝国主义走狗。这些专使都是妥协性特别显着的资产阶级中间或右翼分子，他们很轻易地就将北上宗旨打了很大的折扣，娓娓申明：“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指迎袁南下宣誓就职——引者），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也。”（注：《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这种说法显然背离了孙中山等所坚持的迁都根本原则。
    袁世凯对于南方革命派这样温和的斗争方式自然毫无所惧，早已安排好应付的方略。他一方面隆重欢迎南方专使，反覆表示自己愿意南下就职，甚至假装“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并且不厌其详地与专使们商谈南下的路线；一方面却在二十九日夜间制造了北洋嫡系第三镇的所谓“兵变”。“乱兵”大烧大抢，迫使专使们仓皇逃入六国饭店，“状甚狼狈”，“且衣履均不备。”（注：叶遐庵《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紧接着天津、保定、通州等地也纷纷出现性质相同的“兵变”，使得这一带的人民生命财产横遭损害。同时，他就乘此派人请求帝国主义外交团采取“保护”北京的措施。英帝国主义等本来就曾公然蛮横表示：迁都南京是一种“过分的要求”，现在更立即建过外交团会议决定：“以强有力的外国部队每天在通衢大道担任巡逻。”（注：参见余绳武：《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日、英、俄、德等国纷纷增调军队入京“护卫”，总数约达三千人之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是这样一手制造了北方的“严重局势”，仿佛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天下当真要大乱起来似的。
    于是，“袁氏即借口北方大局，不得不赖已经镇，而食南京就职之前言。”（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不过他守定“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已”的宗旨，始终不肯公开表明拒绝南下的真心，甚至还虚伪透顶地提议：“请付总统黎公赴南京受职。”但是就在这几天，支持袁世凯的中外反动势力一齐出来讲话了。帝国主义大肆利用武装干涉来进行恐吓，同时宣扬什么：“况此无政府之现象，尤非袁不能挽回也。”（注：《远东通信社丛录》第三编第三卷，民国元年三月。）北洋嫡系将领悍然宣布：“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北方一直未宣布独立的各省“督抚”，纷纷电阻“袁宫保”离开北京。南方的旧官僚黎元洪等倡言：“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立宪派谭延□等认为：“袁公即为北部安危所系，自不能轻去燕京，致启乱机。”（注：《黎付总统政书》卷八。）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革命派中的妥协、蜕化分子如江苏省议会、蓝天蔚、朱瑞、蒋尊簋等也纷纷随声附和，要求孙中山立即放弃迁都主张。（注：《时报》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八日，九日等。）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时报》、《申报》、《新闻报》、《民立报》、《神州报》、《时事新报》、《天铎报》、《爱国报》、《民报》、《民声报》等都联合请求：“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建立国都。”（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三号。）可见资产阶级当中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军阀、旧官僚、立宪派和大资本家跑的，这些“喁喁望治之民”生怕孙中山坚持迁都会引起新的“战乱”，妨碍他们的“实业建设”黄金美梦。同时，迁都主张也没有能够与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斗争联系起来，似乎已经完全流于少数上层政界人物之间的口舌之争，因此就根本无从吸引广大劳动人民的注意。在一派反动大合唱的声浪包围下，日益脱离群众的少数革命派急进分子只有弃守最后的防线。
    三月二日，蔡元培等电告南京政府，说明袁世凯“不能”南下的原因，并且强调“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争都专使已经完全变成让都说客。他们在北京与袁世凯商定“主旨两条：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同时，为了照顾南方革命派的面子，便于他们赶紧下台，所以又规定：“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然后参议院及内阁全部迁北京。（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七。）南方革命派眼看大势已去，便在三月六日经由参议院议决以北京为政府地点，并且拟定六条实施办法。这六条办法除根据北京的“两条宗旨”具体规定一些移交政权的简单手续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内容。
    内阁总理的人选确曾经过南北双方磋商，但有趣的是会议地点仍然在上海惜阴堂，而且首先由“列席”的“贤主人”赵凤昌提名唐绍仪，并能博得“孙文、黄兴同时鼓掌。”（注：刘厚生：《张謇传记》。）我们知道，早在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袁世凯的心腹（也是赵凤昌的密友）洪述祖已经将窃国阴谋向他暗中透露：“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联络；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制造共和局面。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公为内阁总理。”（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然而正是这个唐绍仪，却竟然立即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亲自介绍下，参加了已经全然鱼龙混杂的同盟会。于是，袁记唐内阁就这样打出同盟会内阁的共和招牌，代表袁世凯接收南京政府的全部权力。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大总统职。所谓民元“争都”，随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而告终结。
    四
    整整四个月的“争都”，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三种定都主张（武昌、南京、北京）之间的辩论，又好像是三个地区势力之间（湖北、江浙、北方）之间的抗衡，但实质上却包藏着三种政治力量（封建买办性的军阀官僚集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立宪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相互斗争。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阶级力量配备的变化错综复杂，这三种政治力量在“争都”活动中往往难以形成界限鲜明的壁垒，而在不同程度上以地域为纽带，围绕不同的定都主张，形成极不稳定的暂时性集团。
    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集团，在“争都”过程中极力争夺统治全国的中央地位，至少是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权势。袁世凯主要代表北方旧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北洋系统的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是他的实力基础，自然要千方百计地维护旧都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黎元洪、程德全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南方新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极力掠取革命力量“武昌首义”或“攻克南京”的历史功勋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因此都曾经主张以自己所控制的武昌或南京作为正式国都或临时政治中心。由于北洋军阀势力最大，而且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所以南方军阀官僚集团在“争都”过程中并没有长期坚持己见，相继依附袁世凯以共同对付暂时还保持一定声势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尽早绞杀革命，重新恢复被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