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篇短文中我也就现在刊印出版的清方记载作了考察，认为敌人方面也没有创立“拜上帝教”或“上帝教”的记述，比较多的提法是“上帝会”，如张德坚《贼情汇纂》称洪秀全等“结盟之始曰上帝会，复更名天帝会，亦名添弟会……虽屡更其名，其实即天主教略变其格也。”〔8〕湖广总督官文监修的《平定粤匪记略》， 则称朱九涛倡上帝会，“亦名三点会，秀全及同邑之冯云山师之，旋以秀全为教主。”〔9〕经罗尔纲先生考证，朱九涛并未倡立“上帝会”，洪、冯也未师事朱九涛〔10〕。于是我提出了疑问：“如果说洪秀全创立了‘上帝教’，在金田起义前为了避免清军注意，采取秘密活动的隐蔽方式而不为人所详知，那么金田起义后，早已无需保密，理应为敌方所获悉。但是，专门收集太平军情报的张德坚、官文等人竟对此毫无所知，妄加猜测，这难道不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洪秀全并没有创立过什么‘上帝教’的事实吗？”
    我在那篇短文中指出：从现存太平天国领导人写的文章和供辞看，在叙述洪秀全早期活动时，都说洪“劝世人敬拜上帝”，如果洪秀全确实创立了“上帝教”，那么无论洪仁玕还是李秀成应该写明自己参加了上帝教，而不应只写“拜上帝”。两人身处异地，写出的却完全一致，“这只能说明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后，只是信仰上发生了变化，并把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传播他人而已”。
    综合上述考察后我在那篇短文中得出了下列结论：“洪秀全尽管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说了西方的上帝，但他并没有创立什么新宗教，更不是教主。他最初的宗教活动是以一个上帝的信徒、热心的传道者身份出现的。”“说他在1843年6 月创立了‘上帝教’，是缺乏史料根据的。退一步说，后人因洪秀全信仰的上帝已与西方的上帝不同，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洪秀全创立了一个有别于西方宗教的新宗教，并将它命名为‘上帝教’，但那是为了解释历史的需要，而不是历史事实的本身。解释历史与历史事实两者是不能混淆的。”〔11〕
    17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审视洪秀全是否创教时，我认为上述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太平天国和清方记载的书刊俱在，人人都可索检查验；又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可以任人理解和解释而具有弹性，它基本上是个有或没有的刚性问题。
    那末太平天国是否有一个宗教实体性的团体？有，这就是1845 -1847 年间由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区以教人敬拜上帝而团聚了数千信徒的“上帝会”，或称“拜上帝会”〔12〕。从《太平天国起义记》描述“上帝会”的宗教信仰看，它仍是“勿事偶像，独拜真神上帝，信仰耶稣藉得天堂永久快乐”〔13〕；它的宗教仪式由唱赞美诗，“宣讲上帝之仁慈，或耶稣之救赎大恩，及劝诫人悔改罪恶，勿拜偶像，真心崇事上帝”〔14〕；洗礼等〔15〕，基本上仿效西方基督教礼拜的形式。只是冯云山与洪秀全一样对耶教知识无多，在仪式中掺杂了“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求洗者需写一纸忏悔状，上写各求洗礼者之姓名，至行礼时由各人朗声诵读，“乃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神鉴”等“中国古老拜神方式”〔16〕。这些都是因无知或少知而起，不是因创立新教而标新立异。所以“上帝会”虽是一个具有宗教实体性的团体，但无论从它的宗旨还是主其事者的本意说，它并不是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宗教，也不是寓有反叛现存统治秩序、以宗教为掩护的政治团体。“上帝会”的名称，不管是自称或他称，都没有谁认为它是一个新创的宗教或教派，所以李秀成、洪仁玕等只称“拜上帝”不称“拜上帝教”〔17〕；清方则认为它是“天主邪教”〔18〕、“奉天主教”〔19〕，“其实即天主教略变其格也”。外国传教士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后，也不因它掺杂中国民间拜神方式而否认它的基督教性质，并对此寄予期望〔20〕。既然当时情况与社会反应都如此，也就没有必要非得把它说成是一个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基督教进行有意识改造的新宗教。
    三
    说洪秀全利用宗教发动反清起义，总的说，是可以成立的。具体说，太笼统且缺乏界定。
    自从1843年洪秀全阅读《劝世良言》起，到1847年二次入桂与冯云山会合，他只是个上帝的信徒、热心的传道者。这一看法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指他在这几年里基本上没有“反清革命思想”；另一层是指他所写的宗教作品既非为另立新教也非为尔后造反起义构作“革命理论”。
    就第一层意思说，我和不少研究者一样，曾认为1837年洪在大病中说的话、吟的诗，说明他已有革命思想，1844年入桂是以宗教为掩护宣传革命。现在看来这样的论证十分牵强。洪在病中的作为只是精神病患者的病呓〔21〕，与正常人的言行完全不同，不能以此认定就是洪有反清革命的表现。作为一种“梦醒状态”的精神错乱所反映的潜意识，无论从洪在此以前的经历，还是病中所吟诗的内容看，都只仅止于应试不第的刺激和对社会腐败的不满而已。不满情绪不等于革命思想。况且洪在病好后仍循规蹈矩〔22〕，应考如故〔23〕。明乎此，那么入桂宣传革命之说就难成立。
    就第二层意思说，洪秀全在1845-1847年写的《二训一歌》宗教作品，从原文的主旨看，这些作品纯粹是一个对基督教神学知识知之甚少的人，试图用自己的认知去解释阐发基督教义。例如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就用传统道德规范和中国历史故事〔24〕，阐发《劝世良言》卷二《论富人难得天堂永远之福》篇中“神天上帝之诫”〔25〕。可是有的研究者不顾《救世歌》的这一宗教宣道主旨，只抽引原文中“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说反映了洪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革命思想。其实歌辞中有大量颂扬中国历史上圣君贤相的内容，他们不也是君主专制的代表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