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到1848年发生的王作新诬陷上帝会冯云山、卢六一案，是洪秀全由宗教活动转向政治斗争的转折点，也是上帝会由宗教组织转变为政治斗争凭借或曰工具的转折点。广西地区阶级斗争的形势，上帝会内迷漫着铤而走险的情绪，上帝会主要骨干的造反要求，把洪秀全逼上梁山。即使如此，他仍不忘情于宗教救世的目的。他以宗教的精神领袖地位和身份，作了造反队伍的首领，但是世俗政务与军事指挥的权力则主要集中于杨秀清一身。
    上帝会作为一个宗教实体性的团体，原是冯云山在1845年于紫荆山区传道时上帝信徒的结集，没有世俗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寓意。不管是自称或他称，它既不是有别于基督教的标新立异的新教团体，也不是为了造反而以宗教行为掩护的反清革命组织。但是在1847年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它被地主团练、土豪劣绅乃至封建官府视为异己的社会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这种对立一旦发展到政治迫害时，求生反抗、以牙还牙，也就势所必然。杨秀清、萧朝贵的降僮巫术变为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把戏，正是世俗要求借助宗教语言的反映。洪秀全虽明其意但仍予以默认，证明他在思想深处已经有了超越宗教的政治目的。1849年以后的一切活动，也就成了利用宗教信仰以图大业的有计划行动了。
    以上看法，是我在教学和研究中逐步认识所得的结果，其中既有对自己以往研究的新知，也有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期望。是否有当，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注释：
    〔1〕参见梁发著：《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2〕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前。 根据现已刊布的史料，只有在1836年第二次赴广州应试时于龙藏街听过两个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并得到了一套《劝世良言》。他听布道多久，什么内容，有何感悟，史无明文，很难揣测。据史料记载，他得到《劝世良言》后，只是稍作浏览便将书搁置。直到1843年经表兄李敬芳推荐，“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可知洪秀全的神学知识主要来自于《劝世良言》，不可能有其他源头。但龙藏街听道一事对他可能发生过潜意识的影响，否则不可能在1837年大病中出现有关上帝等宗教神话的幻觉。进一步设想，他在得到《劝世良言》后，可能不仅止于随意浏览，或者说这随意浏览曾在意识潜层中留下过印象，否则很难解释他那异梦的内容。总之，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前后没有受到过任何宗教神学的训练。
    〔3〕《劝世良言》共9卷，其中由梁发阐述《圣经》经文的篇章，计有卷一《真传救世文》中2篇；卷二《崇真辟邪论》中4篇；卷三《真经圣理》中4篇；卷四《圣经杂解》，共5篇。除每篇起首各引一段经文为《圣经》原文译文外，其余内容都是梁发作的注释与对经文的阐发；卷五《圣经杂论》共19篇，性质如卷四，均是梁发对经文的注释阐述；卷六《熟学真理论》中2篇；卷七《安危获福篇》中5篇；卷八《真经格言》中3篇；卷九《古经辑要》中3篇，以上共47篇，约占《劝世良言》全书篇幅五分之四左右。
    〔4〕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824页。
    〔5〕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诏书》，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2页。
    〔6 〕据上引《太平天国印书》编者在《旧遗诏圣书》文后的跋语中称：“在《钦定旧遗诏圣书》第一卷第十四章末段有洪秀全批。《钦定前遗诏圣书》内洪秀全眉批更多。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 第386页。）
    〔7〕洪秀全在阅读《劝世良言》之后， 认为自己病时梦中所历与书中所言皆合，“有此相符之故，遂令其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彼自己确为上帝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 册，第848页）。明乎此种洪秀全的感悟，再去阅读《二训一歌》， 就能理解他的写作动机和作品主旨。
    〔8〕张德坚：《贼情汇纂》卷9《贼教》，《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3册，第249页。
    〔9〕官文：《平定粤匪记略》卷1。
    〔10〕参见罗尔纲：《朱九涛考》，刊罗著：《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第61页。
    〔11〕以上均见拙文：《洪秀全创立“上帝教”质疑》，《北方论丛》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