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关于“上帝会”的记载,太平天国方面的文献,见之于《太平天国起义记》;清方记载则以《贼情汇纂》最为明确提及。 〔13 〕〔14〕〔15〕《太平天国起义记》,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852-853、858、858页。 〔16〕《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 第858页。 〔17〕见《洪仁玕自述》,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2册,第850页;《李秀成自述》,同上书,第787、788、789页均多处提及。 〔18〕谢介鹤:《金陵癸甲记事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4册,第666页。 〔19〕解涟:《遭乱记略》,同上书,第612页。 〔20〕如罗孝全称:“余乃诚恳希望及祷告其结果将为扫除偶像,而为一般人民准备着亲聆在基督福音中静而细之声音”(《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826页);如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公开赞扬“洪秀全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领导气魄,为众人所拥戴”,“他使叛乱成为伟大的宗教运动,而并没有使基督教团体变质成政治的叛乱。”(见〔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21〕简又文先生也认为洪秀全得的是“精神错乱”。他根据香港精神病院院长叶宝明医生对洪秀全精神病的诊断与解释,断定洪患的是“急性的精神病”。在精神病学的术语中称之为“梦醒状态”之一的“神经昏乱”性质(见《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8篇《宗教考》,第1614-1630页)。 〔22〕据洪仁玕称:洪秀全病好之后,“其人格与外貌均日渐改变。彼之品行谨慎,行为和蔼而坦白。”(《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843页;另见同书第862页)。 〔23〕洪秀全于1843年又参加科举考试,仍名落孙山。 〔24〕《原道救世歌》又名《百正歌》,是以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结合基督教“天道”观来劝导世人要做正人,同拜上帝。至于歌末所引中国历史故事如尧舜化日光天,禹稷身显后狂。孔丘服教三千,楚汉项灭刘兴等等,都作为“正”与“不正”的例子,说明对国家治乱兴亡,家庭福禄祸积,个人升天堂入地狱关系至要。 〔25〕《原道救世歌》中的六不正,即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财博,既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相符,又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之诫”相一致。《劝世良言》卷二《论富人难得天堂永远之福》篇中称:“神天上帝之诫者,即是勿行杀害之事,勿行奸邪淫乱之恶,勿偷窃别人之物,勿作虚妄假供干证之事,乃要孝敬父母,而仁爱怜舍之人,如似爱自己也。凡能守之,常生之永福亦在其中矣。”(《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21页)。 这种宗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相一致的状况,给予洪秀全以无限的联想。在救世歌中他要宣传的,无非说明做“正人”、不学邪,是天道的根本,天下人既然都是天父上帝所造成,那么就是“天下一家”;学正去邪既是人人必需奉行的天道,那末就不应只是君王所专有的特权。 〔26〕梁发在《劝世良言》中把反对偶像崇拜,独尊神天上帝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加以阐发。其中卷一《论世人迷惑于各神佛菩萨之类》篇中,以“蛇魔”、“邪神”、“魔鬼”、“地狱”等词描述了偶像崇拜的后果并作为各类偶像的代名词。《觉世训》中许多指称邪神的名词均由此而来。梁发在此篇中宣称:“倘有仁爱之人,知真经圣理之旨,将其意义,编辑小书,分送劝戒世上之人,不可拜人手随意所作弄神佛菩萨之像,乃要独敬崇拜原造化天地万物之大主,才合正经之道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7页)。洪秀全之所以会撰写《二训一歌》,正是受到梁发的这一启示。 〔27〕以上均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861页。又,关于冯云山的诉呈,李滨的《中兴别记》有较详记载,可参阅。 〔28〕〔29〕《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2册, 第787-788页。 〔30〕《洪仁玕自述》,同上书、册,第849-850页。 〔31〕地主团练对上帝会众的仇视迫害不仅止于1847年冯云山、卢六一案。1849年王作新诬陷黄为政、吉能胜入狱,黄瘐死狱中;1850年2月初贵县地主团练头子周凤鸣竟率部公然抢劫上帝会周凤善家, 挑起与紫荆山区上帝会众的冲突。 〔32〕据洪仁玕说,约在1850年秋,被清军击溃的天地会散伙,“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 第868页)。 〔33〕1850年洪秀全在一首诗中道出了他的志向。诗云:“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詠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对于这首诗,《太平天国起义记》只作了典故的解释,即朱元璋菊花诗和刘邦大风歌,说明洪的政治抱负。但诗中的宗教使命未有阐发。联系到后来洪秀全建国号曰太平天国,称金陵为小天堂,以及在太平军中、在天京地区的宗教宣传、刻印宗教书籍等活动看,他的宗教使命从未忘情过。 〔34〕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特别是建都天京后,在世俗事务(包括军事、政务、行政管理)中所起的领袖作用,远不如杨秀清。他主要是以精神领袖的地位驾驭于诸王之上。因之,清方一度认为他早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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