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自述》说到洪秀全在广西活动时，也只有打庙、题诗等事，“而众人心目中见我主能驱鬼逐怪，无不叹为天下奇人，故闻风信从，且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尤足令人来归。故于癸卯，甲辰，戊申，已酉等年，与南王往返粤西数次，俱有树立。”〔30〕这段话中的癸卯是1843年，甲辰为1844年，戊申为1848年，己酉为1849年，很明显，直到1850年前，洪仁玕认为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还只是传教，没有政治上的反清活动。
    我说“王案”以后洪秀全才有利用宗教进行造反的思想和计划，前提是逼上梁山，不如此不足以求生存，也不足以达到传道救世的目的。
    所谓逼上梁山，是指当时广西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化，迫使上帝会众采取自我保护的办法免于被地主团练、封建官府各个消灭。其中有两股政治势力对上帝会冲击最大，一是地主团练及土豪劣绅对拜上帝会众的仇视、诬陷〔31〕；一是天地会散股投奔或归附上帝会〔32〕。这两股势力的冲击，客观上把上帝会推向阶级对抗的前沿。既要生存又要面临叛逆朝廷的现实；既想合法传道又面对被诬陷取缔的威胁。洪秀全在两难中毅然抉择：以造反求生存，以打出一个新天地传播上帝的真道〔33〕，从1849年起他开始与上帝会的骨干密谋共图大业了。所以洪的造反既有世俗的又有宗教的双重目的。从他当时和以后的表现来分析，与其说世俗的政治目标起支配地位，不如说世俗目标从属于宗教的拯救世人更符合实际〔34〕。从1847年洪秀全第二次入桂后，他已经被上帝会众奉为精神领袖了；他自己也以精神的而非世俗的领袖自居。很多研究者因他发动了反清起义而只强调洪的革命思想及作为世俗领袖的才具，忽视了他思想深处宗教狂热的事实。
    应该指出，迫使洪秀全从传道的宗教活动向造反起义的政治斗争转变的因素中，除了上述形势的逼迫外，上帝会骨干的促进也是重要的。其中起主谋作用的应是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三人，附义者则有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冯云山是“王案”中的受难者，1848年出狱后又与洪秀全在广东面晤过。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谅非虚语。杨秀清以天父附身，萧朝贵以天兄附身，主要不是攘夺洪秀全精神领袖的地位，而是借天父、天兄挟制洪秀全作符合他们意愿的决策。两人的附身把戏发生在形势紧迫的当口，不得不使人怀疑对洪的政治目的产生过影响。从起义后两人的作为看，他们虽拥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特权，但很少干涉洪的宗教事业，他们事实上取得了领导太平军和管理太平天国政务的世俗领袖地位。只是冯与萧死得过早，世俗权力便集于杨秀清一身了。
    还要指出的是上帝会骨干的造反要求若没有紫荆山区会众的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李秀成所说：“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盗贼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和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夥，团练与团练一夥，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团练协同官府一心想消灭上帝会，会众要求结集聚众以武力保护自己，正是势所必然之事。“王案”后紫荆山区的上帝会众逐渐滋漫铤而走险的情绪，催化了杨、萧、韦等人共图大业的密谋，而他们又是洪秀全两难择一的触媒。
    内外形势逼使洪秀全不得不反，而即使造反他也不能忘情于拯救世人、替天父上帝行道的宗教使命。于是有赋诗明志，有金田团营之举，有花洲扶主之战。1851年1月金田起义、宣布国号前， 他已经领导着上帝会众、投奔入伙的天地会散股及饥民，和清军、地主团练对着干了。
    宗教掩护政治，政治利用了宗教。洪秀全从此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联在一起。
    五
    综上所述，我对洪秀全早期活动中与基督教关系的意见，可以归结如下：
    洪秀全是个屡试不第的农村失意士子，在1843年以前经历简单，没有任何反清思想和行为的记录，充其量只是对异族统治腐败黑暗的不满和科场失意的刺激。1836年在广州聆听外国传道师的布道及浏览所得的《劝世良言》后，曾在意识深层中留下过印象，才会在次年的大病中出现幻象和宗教呓语。斩邪留正诗等是精神病态的产物，不能作为已有反清思想的根据。把精神错乱者的狂语作为正常人的思想进行分析是不可取的。
    1843年洪在阅读《劝世良言》后，受到感悟，成了基督教的信徒。但他的基督教神学知识既不完整又不系统，却从梁发对《圣经》的注释阐发方式中得到启示，又与病中幻象堪合，自认为负有传播真道、拯救世人的使命。
    1844年他约同冯云山等去广西传道。1845年写了《二训一歌》，用儒学伦理和历史故事阐发基督教独尊上帝，不拜邪神等若干教义，主旨和内容都在使受宣者更容易接受，不是在构作所谓“拜上帝教”教义，更不是为造反起义构作革命理论。这些作品都是宗教的而非世俗政治性的。说洪秀全改造了基督教，创立了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宗教--“拜上帝教”，既于史无征，又在逻辑上讲不通：一个对基督教所知无多的人，怎么能有创造或改造基督教的能力呢？如果说洪秀全笔下的上帝已和基督教原型不同，那只能归结为他的无知与浅薄，或者客气一点说，是他力图使基督教中国化。就《二训一歌》的内容看，洪秀全确实用他所具有的儒家学说及传统道德规范解释和阐发《圣经》经文。这样做，完全是从《劝世良言》的作者那里学来的，本意在于真诚的宣教，效果却是亵渎了《圣经》。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可以指斥它为异端；站在洪秀全、冯云山的立场，完全可以说它获得了数以千计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