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婚龄的性别构成看，华北农村自有其内部特殊性，即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男子平均结婚年龄普遍低于女子，而山西则相反。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抽样调查材料表明，河北定县男子娶妻多在“十三至十五岁，有早至十岁左右者”；女子出嫁以“十五至十八岁者最多”。（注：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河南沁阳“男子十二三娶妻，女子十四五出嫁，视为惯常”（注：《河南政治月刊》第2卷第10期。民国二十一年版。）。山东邹平男子结婚以15岁最为普遍，女子则以17岁为最多。（注：吴顾毓：《邹平县第一年生命统计之分析》，《乡村建设》第6卷第1期。）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山西清源男子结婚的年龄，最早的为14岁，最晚的39岁，而女子出嫁最早的为12岁，最晚的29岁，男子结婚年龄最多的是27岁，女子最多的是14岁。（注：乔启明：《山西清源县一四三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第290页，民国二十一年版。）这种区域内部不同情形的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山西人多地少，溺女之风盛行及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调。据清末民政部统计，宣统年间，全国22个行省女性163415760人，男性198911382人，平均男女性比例为121.7比100，但山西却高达135.5比100，居全国首位。（注：《中国经济年鉴》(1934)第3章人口，第2—7页。）男多于女，相差甚大，势必使许多男子推迟婚姻，或无以得偶，从而使婚龄提高。
    其三，由上述，在夫妻年龄构成方面，除山西省外，华北盛行女长男幼的婚配习俗，“小女婿”比比皆是。如河北无极“女长于男，或十余岁，或七八岁，至少则四五岁”。（注：民国《无极县志》卷四，风俗志，礼俗。）高邑“邑民结婚，率妇长于婿，甚有相差十余岁者”。（注：民国《高邑县志》卷五，风土，礼俗。）定县（今定州）夫幼于妻约占初婚男女总数的69.6%。（注：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45页。）曲阳“女子每长于男五六岁至七八岁，或十岁不等”（注：光绪《重修曲阳县志》，风俗。）。山东昌乐“通常年龄，女长于男，有男方十岁即娶二十余岁之妇者”。（注：民国《昌乐县续志》卷九，风俗志。）河南辉县“往往十二三岁的孩子娶一个二十岁的老婆。”（注：《乡村改造》第5卷第2期。民国二十五年版。）一些地方流行“十八媳妇十岁郎，噙着眼泪在绣房。说是女婿年纪小，说是孩子不叫娘”（注：民国《大名县志》卷二十二，风土志。）的歌谣，当是此类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近代华北早婚的盛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害，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首先，早婚有碍于少年男女尤其是少女身心的正常发育，使其“夭病时见”、“生子痿弱”、“教化不行”，（注：民国《清河县志》卷九，风土志。）这就影响到下一代人口素质的提高。其次，由于早婚都是由男女当事人父母一手包办，“强为订婚”，丝毫不考虑儿女个人的意愿，于双方品格、体质、性情、技能、学术都不注意；加之“女长于男”，“男方稚弱，而女已强壮；男届壮盛，而女已衰颓”，（注：民国《高邑县志》卷五，风土，礼俗。），夫妻双方在感情、生理上存在着较大的障碍，婚姻生活极不协调，致使“夫妇失和”，“家室勃溪”（注：民国《元氏县志》，风土（三），礼俗。）者比比，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最后，早订亲必然导致早结婚、早生育，从而缩短了人口的世代间隔，增大人口数量，加剧了近代华北社会本已十分突出的人地矛盾，并由此引发出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就婚姻而言，近代华北婚事之所以日趋铺张，彩礼上涨，订小亲、抱童养媳者增多，其原因虽非一端，但追本溯源，均与早婚息息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将提及。
    （二）择偶方式与标准
    古代华北男女婚嫁一味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择配时，除“同族不婚”、“世有刑人不得嫁娶”之外，无论贫富，大都重门第、轻聘财和妆奁。近代与此有所不同，具体表现是：
    第一，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广大农村家庭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仍对儿女的婚事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但部分城镇中的男女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婚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婚姻“半由自主”。美国学者W·J·古德指出：“当婚姻涉及两个亲属群体之间婚姻关系时，当亲属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时，择偶对社会结构就具有重大影响”（注：转引自（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的确，由于近代华北依然是封建宗法家长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婚姻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注：《礼记·婚仪》。）因而婚姻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河北平山男女订婚“由父母主持”（注：民国《平山县志料集》，门类之十，风土。），清河“先由媒妁通意，得双方主婚人同意”。（注：民国《清河县志》卷九，风土志。）山西临汾“两姓缔姻，大都由媒妁居中，取得双方（家长）同意”（注：民国《临汾县志》卷二，礼俗略，风俗。）。河南林县“主婚为父母或其他尊亲”。（注：民国《林县志》卷十，风土。）淮阳“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民国《淮阳县志》卷二，舆地下，婚。）。山东德县（今德州）“议婚先由媒妁通二姓之好”，（注：民国《德县志》郑十三，风土志，礼俗。）济宁“先由婿家遣媒通言于妇家”。（注：民国《济宁县志》卷四，故实略，风土篇。）以上种种充分说明早婚多与包办婚姻有关，而包办婚姻又推波助澜，煽扬了早婚的盛行。早婚与包办婚姻实是一脉相承的两个癌瘤。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民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蓬勃兴起，华北也出现了自由结婚的新时尚。如清末《直隶天足会创办章程》规定：会中设主婚人数名，管理一切订婚之事。“在会的女儿未入会以前缠足的，一切订亲的事情主婚人一概不管”；“男家已经入会的，不准再和缠足的人订亲”。（注：《直隶白话报》第四期。）河北盐山，“民国以来，蔑古益甚，男女平权之说倡，而婚配自择”。（注：民国《盐山新志》卷二十五，故实略四，谣俗下。）新城婚姻“不由父母之命，男女自行择配，谓之自由结婚”。（注：民国《新城县志》，风俗志。）山西忻县（今忻州）读书人的婚嫁“不完全由父母主持，一般先征得子女同意”。（注：石作玺《忻县婚丧事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尽管此类现象仅局限于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范围内，影响有限，但它毕竟宣告了一种新婚姻方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