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婚姻关系的解除与再确立
    婚姻关系有成立，也有解除与再确立，离婚与再婚即是如此。
    （一）离婚
    离婚，古代中国通称为“出妻”、“休妻”、“绝婚”，华北民间则曰“休妻”。从这些对离婚的称谓可以看出，古代夫妇相离，历来片面地以夫（男子）及其家族权益为衡，妻（女子）则处于绝对不平等的被动境地。封建时代的所谓“七出”（注：指古代男子“出妻”的七种理由：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参见《大戴礼记·本命篇》。）之说，实际上对此以法律上的根本规定与保证。然而，征诸史籍，古代中国男子“出妻”亦即离婚之事并不常见。究其原因，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称婚姻为“天作之合”、“前世姻缘”、“命中注定”；民间视离婚为“绝两姓之好”、“有损家族门楣”等有关。另外，纵然“夫有出妻之理”，亦需受“三不去”的封建礼法的限制，即妇“当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取（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注：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39页。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再者，纳妾为封建法律和礼教所许，当夫对于妻没有感情时，可随意娶妾；而妻对夫，须从一而终，绝对服从，不能反抗。因此，古代夫妇失睦不一定导致家庭分裂。
    但至民国初年，伴随着自由结婚成为一种社会时髦，加之民国四年又制定出《民律亲属编草案》，其中规定：夫妻不相和谐、重婚、妻子与人通奸、夫妻一方生死不明超过三年以上、夫妻一方恶意遗弃对方或受虐待都可离婚诉讼（注：《民律亲属编草案》第三章。1915年法律编审会编印。），离婚之事遂亦在华北地区频频出现。如河北雄县“近年以来，离婚之诉，日有所闻。”（注：民国《雄县新志》，故实略四，谣俗篇，礼俗。）昌黎“近来自由之说兴……离婚之案，数见不鲜”。（注：民国《昌黎县志》卷五，风土志。）虽然当时离婚还多为男子主动提出，但仍予封建的“不许夫妇离婚，却许男子娶妾”的社会习俗以有力的打击，以致有人在县志中惊呼：“中道仳离，夫妇道苦，上下数十年之间，其相去殊不可以道里计”。（注：民国《清河县志》卷九，风土志。）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再一次遭到猛烈的冲击。嗣后，华北离婚层见叠出，“腼不为怪”（注：民国《新城县志》，风俗志。）。据《山西省第七次社会统计》，1921—1925年，该省离婚数分别为2129、1367、959、1073件（注：《山西省第七次社会统计》1929年印。），平均每年离婚1304件。当时山西省人口约1100余万，按人口计，每1万人口中约有离婚案1.2件。但上述统计仅限于城市，因此全省每1万人口的离婚率当大大高于此。一内地山区省份尚且如此，其它邻近通商口岸及铁路沿线附近的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情况，可推想而知。
    （二）再婚
    再婚分两种类型：一是妻死夫续妻，夫死妻再嫁；二是男女一方离婚另娶或别嫁。这里主要讨论第一种情况。
    男子丧偶再娶，古近曰“续弦”，又称“填房”，“乡评不以为非”。华北男子再娶的习俗是：订婚时，“先议折嫁妆资若干，不折者间亦有之”（注：民国《清河县志》卷九，风土志。）。嫁娶一如初婚，但礼节简约，一般不亲迎，“唯拜堂而已”（注：民国《雄县新志》，故实略四，谣俗篇，礼俗。）。
    至于寡妇再嫁，素不为“舆论所许”。相反，封建势力和亲属集团还积极鼓励表彰和要求寡妇守节。在种种封建束缚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毒害下，许多妇女或夫死殉节，或终身守节不嫁，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这方面，现存民国以前的华北各地方志中，颇多反映。
    尽管如此，除缙绅之家外，普通农家的寡妇或因生计维艰或备受夫家侵凌而毅然改嫁者，“亦不少概见”（注：民国《清河县志》卷九，风土志。）。根据方志材料记载，本世纪30年代前后，华北妇女的再婚方式有三：其一是逃嫁。即事先由娘家人为其觅一新夫，订好婚期，女方则借故或趁亡夫家人不备，携随身衣物如约逃往新夫家，即日成亲。事后，“生米煮成熟饭”，亡夫家人一般亦不予追究。其二是“招拐”，亦称“招夫”，即夫死以后，妇另招一夫，该夫“随故夫之姓，其名亦以字排，若与故夫为兄弟然”（注：民国《涿县志》第八编，习俗。）。如山东桑园涧人郑守玉病故，遗有二子，田20余亩。后，其妻另招河北宛平人李子成为夫，李即更名为郑守宾（注：民国《涿县志》第八编，习俗。）。按当地习俗，寡妇“招拐”之后，其子女对被招者依然父事之，妇死后得与招拐者合葬，而其亲夫反另葬之。由此看来，“招拐”与全国传统婚俗中的“招赘”，以及“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的转房婚有某些相通之处。其三是明媒再嫁。这种形式的再婚由“夫家主之”。媒定后，夫家“为立卖身契”（离婚手续）一纸予娶者，证明脱离干系，娶者执以为证。母家只提酒席洋若干元作为款婿费用，名为“来往礼”，“不给身价”。娶时“率皆以夜”，男不亲迎，女无送客，惟二三“亲友提灯往迎”（注：民国《武安县志》，风俗志。）。“将入村时，下车抱柳树，以示禳除之意。将入门，端火盘入室，又门口用水筲覆砖瓦，用足蹄翻，取‘翻烧’之意”。接着，“在灶下行交拜礼”。总之，再嫁礼仪，“不若初婚之重也。”（注：民国《武安县志》，风俗志。）毋庸置疑，在封建观念依然占支配地位的近代华北社会，无论女性以怎样的形式再婚，仍被世俗视为“出妻”，从而又面临新的生活不幸。
    近代华北的民间婚姻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动态演进过程。它的延续与断裂、重组与更新，不仅表现了当时这一地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某些方面的迟滞与倒退。这种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的杂揉并陈，正是近代华北社会变迁的最为基本的历史特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婚姻是近代华北社会生活的缩影。